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晚清西方法的输入与法律新词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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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法律与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律借语言文字予以 表现；语言文字又赋予法律以具体的内涵，塑造着法律 的形象，并使之成为一种有力量的东西，影响或支配着 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按照历史法学派的观点，一个民族 的法律乃是该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民族则有其不 同的法律传统。一个民族的法律又总是用该民族特有的 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语言不同，则不仅法律的外在表 现形式不同，而且法律的意义也不尽相同。 泰东泰西可大别为两大不同类型的法律文化传统， 语言文字之不同是其中最根本的差异所在。因为不同的 语言总是代表着不同的意义世界。因此，不同民族的法 律的沟通，根本上意味着记录和负载该民族法律的语言 文字的沟通。也因此，当地理 大发现、特别是自

世纪

以降，西方法之输入中国，其实质就是西方法律文化如 何用汉语予以表达的问题。这种表达的实践活动之一， 即在语言文字上对应或对等双语世界里的各种概念。这

第　２　页

个过程的结果之一，就是逐渐形成了一套所谓近现代的 中文法律语词系统。 从语词分析的角度来反省和检讨我们自身的这套法 律语词系统的研究可以归为法律文化研究的范畴。自 年代中期以来，法律的文化解释不断获得发展，也 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兴趣。 作为这个研究领域里的一位重要作者，梁治平教授 借助语言一文化分析的方法，将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研 究，建立在对其现代用语批判的基础之上，在系统地梳 理传统并对之予以细致地“辨异”方面提供了极富有价 值的创见。例如，他很早就敏锐地意识到，拉丁语中的 与“

”在中文里或可译作“法”和“法律”。

但实际上，即便是法学专门人才在使用“法”和“法 律”两个词时，也 很难说能意识到其中如

和

那

样的含义的对立。并进而指出，在传统的层次上，即 “中、西所谓法，文字不同，含义殊异，实在难以沟 通”。即从不同民族的历史进程和价值取向这个角度， 由此人手，我们看到的便是中、西文化之间的不同和法 的精神上的差异。 他提醒我们注意新兴的文化语言学研究所显示出的 令人振奋的前景，并希望发展历史研究中的语言一文化 分析方法。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他还把这种有待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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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方法的应用价值引向近代的中国社会；只是由于 “一旦置身于较为晚近的时代，我们又面临史料泛滥造 成的灭顶之灾”等等的原因，致使这方面的研究困难重 重。 尽管如此，知难而上者仍不乏人。以清末近代法学 为研究重点的李贵连教授已经发表了颇为可观的研究成 果。

与梁的研究路径有所不同的是，他的研究更多地

侧重于对相关文献史料的发掘和对历史过程的重构；而 这正是在近现代法律史的研究领域里贯彻语言

文化分

析的方法必须首先克服的障碍。 方流芳教授新近完成和发表的长篇论文“公司词义 考：解读词语的制度信息 交往中的用法和所指”

‘公司’一词在中英早期 年），以现代汉语中的“公

司”这一特定语词为对象，对东西两个话语世界指称同 一事物的各种负载和反映制度变迁轨迹的信息所做的历 时性的考察和分析，是运用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分析框 架于历史研究的最有代表性的一项重要成果；它反映了 当前国际汉学界在该领域研究方面的流行趋势。

以上分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法律的文化解释》（增 订本），以及“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的方法论”等论著。 特别是他的

‘法国民法典’的三个中文译本” “ 、二十世纪初期的中

国法学”以及“话说‘权利

等作品。

第　４　页

近年来国际汉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令人瞩目，特 别是德国哥廷根大学汉学系与柏林工业大学的“近现代 学术用语研究”项目，表明了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 该项研究旨在探索和勾勒现代汉语学术用语和概念的产 生、外来影响以及历史变迁。由于这项研究主要从整理 在

世纪大规模翻译西方概念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新词

入手，因此，研究工作的重点一开始就放在了收集和整 理那些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方面。尽管最后的研究成果 尚未发表，但前期的文献史料著录工作本身就已经显示 出了极高的价值。只不过，和语言、艺术、（自然）科 学等领域相较，该项研究中的法学领域还有待进一步地 拓展。 梁启超曾经告诫，“盖吾辈不治一学则已，既治一 学，则第一步须先将此学之真相，了解明确，第二步乃

批评其是非得失”，此当为吾侪治学之程式。

本 此精

神并在上述前提之下，本文拟以汉语法律新词的出现为 线索对西方近代法的输入中国进行历时性的考察。首先 我假定，汉语法律新词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 程，不可能产生于朝夕之间。因此，不仅以往的那种单 方维规“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研究项目” ，载 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 〕《清代学术概论》十二。

，大象出版社，

年。

第　５　页

纯地以某种政治性事件作为历史分期的武断做法是不可 取 的 （如 认 为中 国 近 代法 律 史 肇端 于

年的鸦片战

争），而且要确切指出某些法律语词最早出现的时间的 做法也是不适当的（不过本文将尽力提供它们在某一时 期既已出现或使用的事实）。 另外，我还假定，汉语中法律新词的出现是外来文 化刺激或曰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因而将本文考察的范 围限定在与法律翻译活动有关的层面，这既包括外国人 用中文编写的著作，也包括外国人、中国人或中外合作 编写的各种中文译本；由此以展现近代西方法输入中国 的路径。因此，本文所说的西方法的“输入”，也主要 是指西方法律（也包括日本化的西方法）文本不断被翻 译成中文的过程。 汉语法律新词的出现既以中西文化交流关系的发 生、发展为背景，则它的出现就不是无所附着地凭空演 化的过程；因而我们在探讨汉语新法律语词形成问题的 本身的同时，还将寻求这些新词如何出现的背景力量。 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之间本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但本文所要讨论的只限于西方法的输入这一个方面，除 了与此有直接关联的必要的背景性内容之外，西方人对 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的探察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对中国的进 一步的反应等许多重要问题，将另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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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讨论的主题在时间上主要限定在晚清 ，即整 个

世纪。但由于这一时期与耶稣会士东来之后开辟的

中西文化交流的局面有着历史地连续，所以本文首先大 略追溯这一背景。接下来依次考察在

世纪里与重大的

法律翻译事件有关的若干问题，包括西方法输入中国的 条件、输入模式及其变化、翻译西方法律语词的方法与 特点、日本与中国在摄取西方法的概念的过程中的相互 关系，以及日本化的西方法律语词流入中国的途径及其 对建构中国近代法的重大影响等。 本研究所使用的材料，绝大部分是我直接收集到或 是看见过的；对于间接引用的材料，我都尽可能地与原 本做了认真地对照并核查准确。凡是在文中引用过的、 在写作过程中曾经参考过的或是给我带来各种不同启发 性的材料均被编入了文后的参考文献目录。此外，我还 在卷首附上了 反映中西法律翻译成果有价值的

种共

幅插图；它们或许有助于增添关于西法东渐这一历程 的某种实感，并为读者带来一些阅读上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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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西初识 最初，人们为了传扬上帝的名 ，而建 造通天塔 。那时 ，由于天下所有人的口音 和言语都是一样的 ，所以工程进展很快 。 耶和华发现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 ，无事不 成 。于是变乱了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的言 语彼此不通 。从此 ，人们被分散到各地 ， 停工不造那塔了。 《圣经》故事

一、嘉 定会议、译名之争与东西对峙 西历

年

月间，江南地区的一 批耶稣会传教士

本节所涉史实 ，主要来源于李天纲的《中国礼仪之争》一书里的有 关内容；有进一步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看这部迄今中文著作里关于这 一主题最优秀的著作

第　８　页

会集在苏州府嘉定县召开了一次教务会议，会议的主题 是讨论关于天主教教义里的拉丁文里的

一词，能否

可以用中国经典著作里的“天”或“上帝”这样的词语 来表示所谓“译名问题”。这个问题的引发，部分渊源 于利马窦来华后所采取的一套所谓适应主义的传教方 法 ， 即 他把天主教教 义里的

与 中国 汉 字里 的 “上

帝”对应起来，并视“上帝”一词与拉丁文中的

一

词为同一所指。坚持召集这次会议的龙华民（他继利窦 之后担任了耶稣会中国会长）认为，儒家经典著作里的 词语有其固有的含义，“天”和“上帝”在程朱理学中 有 宗 教 意 味 ， 在 中 国 人 的 思 想 中 根 深 蒂 固 ，还 原 成 儒 家、佛教、道教就是异端，因此坚决反对用《尚书》里 的“上帝”和“天”来对译 “嘉定会议”的结果废止了利马窦以来所使用的 “天”和“上帝”这样的译名，而决定采用儒家经典著 作里没有的“天主”这一译名。不过，当时的“译名之 争”还仅仅是限于耶稣会内部的争论。后来，由于多明 我会、方济各会等天主教其他教派的介入，使得围绕译 名以及与此相关的“敬天”、“祀孔”和“祭祖”等问题 的争论的日趋扩大和复杂，并且逐步酿成了不同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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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别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大争论，

最终牵涉到罗

马教皇和中国皇帝，引发了一场作为西方世界精神主宰 的天主教皇与中国皇帝之间的意味深长的对话。 罗马教皇克莱芒第十一先后于 年

月

年

月

日和

日分别发布了两道禁令，裁定中国礼仪为

异端，并要求所有传教士签署保证执行教皇禁令、否则 即被“弃绝”的誓书。前一项禁令的第一条就对译名问 题作了规定： 西洋地方称呼天地万物之主用“斗斯”二 字，此二字在中国用不成话，所以在中国之西 洋人、并入天主教之人方用“天主”二字，已 经日久。从今以后，总不许用“天”字，亦不 许用“上帝”字眼，只称呼“天地万物之主” 如“敬天”二字之匾，若未悬挂，即不必悬

具体而言 ，卷入这一争论中的各种因素包括以葡萄牙为保教国的耶 稣会与以西班牙为背景的多明我会 、方济各会和奥斯定会之间的矛 盾 、葡萄牙派与非葡萄牙派的耶稣会之间的矛盾、代表宗教权威的 罗马教皇和代表世俗权威的皇帝之间的矛盾 、主教区与地方牧区之 间的矛盾 、公开与潜伏身份的传教士之间的矛盾、纯粹宗教性质的 活动与政治 、军事等活动之间的矛盾 、传教士本人的素质 、能力和 修养的差异引发的矛盾等等 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年，第

件

第　１０　页

挂。若已悬挂在天主堂内，即取下来，不许悬 挂。 与此同时 ，教皇又先后派出了铎罗使团和嘉乐使团 前来中国解决礼仪问题 。铎罗使团来到北京后 ，自己不 敢和康熙为礼仪问题直接交涉 ，而派了一名所谓通晓中 国文化的管理福建教务的主教阎当与康熙来谈。 月

年

日 ，阎当在承德行宫觐见康熙 ，并进行了一次历

史上著名的对话。由于阎当只会说一些福建土话，因此 对话是通过康熙的亲信，一位学会了汉语和满语的耶稣 会士巴多明的翻译进行的： 康熙：懂得中国书吗 ？ 阎当：一点点。 康熙 ：多罗说你精通我们的经书 ，所以朕 招你前来。读过儒家四书吗 ？ 阎当 ：读过。 康熙：记得吗 ？ 阎当：不记得。 康熙：只读不背啊 ？ 阎当：泰西以为背书没用。 康熙：那朕说你引不出两句四书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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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康熙 ：既不会说话，可认得字？康熙 指 御 座后面大匾上的四个字 ，问是何义 。阎当只认 识一个字。随后 ，康熙又问为何有在教堂里摘 掉“敬天”大匾。 康熙 ：何不说说你不赞成，还要禁行的坏 东西 ，就是那些敬天、祀孔、祭祖的事。你为 何要禁用“敬天”两字啊 ？ 阎当：“天”的含义不是天主。 康熙：你好不奇怪！朕不是已说了，“天” 比 “天主 ”和 “天地万 物之主”好 得多吗 ？ “天”含着 “天主”和 “天地万物”的意思。 你说，为什么百姓要呼我“万岁”？ 阎当：百姓愿皇帝万寿无疆。 康熙：好的，你记得：汉字的真义不能总 是抠着字面看。

对于罗马发布的禁令，康熙的反应是：“尔教王条 约只可禁止 尔西洋人。 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 禁止。 “ ”尔 西洋人不通中国诗书，不解中国文义，如何妄辩中国道 理？”“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西洋人所可妄 论。 “ ” 中 国 人 不 解 西 洋 字 义， 故 不 便 辩 尔 西 洋 事 理。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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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人不解中国字义，如何妄论中国道理之是非？”“尔 欲议论中国道理，必须深通中国文理，读尽中国诗书， 方可辩论。

当看到后一个禁令的译本后，他作出了

禁教的批示：“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 免 得 多事。 ” 以上是

世纪至

世纪初期围绕中西文化各自的

性质和地位问题而展开东西对话的大致情形。这次对话 首先从语言领域里展开，并进而直入语言背后的经验层 面，从而引发了自地理大发现中西相遇之后在精神文化 领域里的第一次交锋。罗马教皇虽然为

一词正名，

肯定它与另造的“天主”这个新词之间的合理的对应关 系，以避免使用儒家经典著作里的“上帝”、“天”或是 其音译的“陡斯”一词，然而这一决定并不立基于对中 国文化的直接了解；这也正是引起康熙反感天主教并最 终下令禁教的关键所在。作为一个少有的爱好西学知识 的开明君主，康熙认为中国文化并非不可讨论，但这要 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懂得中国的语言文字，并要 深通中国之文理，否则即是妄言。反过来，他也认为中 国人不懂西洋文字，所以也不讨论西洋的事理。这种态 度具有平等和普遍主义的外表，然而它根本上源于他的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第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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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对于普天下文化的差序观念，即中国文化是天下之 大理，是天下最好的学问，根本不存在需要由西洋文化 予以弥补的缺陷。 译名问题和由此引发而来的礼仪之争，归根到底涉 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性质究竟如何的问题。其实， 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终属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作为具 有对他民族强烈宣教色彩和征服意识的基督教文化，一 旦和中国文化发生接触，相互间的摩擦和冲突终属不可 避免之事，只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随着争论而导致的中西恶交，中国因为禁教而首先 堵塞了与西方交往的一切通道，不允许中国人和西洋人 接触，不许他们之间学习彼此的语言，从而直接阻止了 西方文化知识流入中国的一切可能。在世界发生重大变 化的历史关键时刻，中国却没能抓住洞悉外情、比较和 选择西洋文化的机会，致使后来为了解和认识西方付出 了惨重的代价。相反，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却向西方 传布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各种知识，在双向认识中使西方 人把握了主动。这方面，第二章里将具体涉及。

二、传教士笔下的中国法 在向欧洲人描述或介绍中国法制状况方面，最早我

第　１４　页

们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商人马可 波罗那部举世闻名的游 记当中。

在这部游记里面，零星述及了一些有关元朝

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刑事司法，例如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方面的内容。不过，作为一个文化程度有限的商人，马 可 波罗并不拥有关于欧洲文化 、特别是法律学方面的

知识，他对于元朝（

年）的政制 、法律以及

行政管理状况，也没能留下比较详尽、系统的记述。 世纪最初

多年以后，即到了

年，葡萄牙的

政客、传教士、商人兼冒险家怀着各种目的陆续出现在 中国南部濒海附近，这是西方海洋国家最早与中国发生

然而直到

直接联系的开始。

年利马窦来华以前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些人几乎没能真正进入中 国的本土。他们只是以自己的方式，不断地向欧洲介绍 和传布着充满了想象力的或者是变形走样的关于中国的 各种事情。 年 最早 开辟 东 方教 区 的耶 稣会 传 教士 方济 各

马 可 波罗的游记有多种中文译本，其较为“审慎和完善”的是冯承

钧的 《马可波罗行纪》，该译本于 海书店出版社

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今有上

年重印本。

，载《中西文化交流先驱 马 可 波 罗》， 第

页。

美〕马士《中华 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第

及以下页。

第　１５　页

沙勿略首次抵达广东上川岛，试图突破明朝的海禁 ，秘 密潜入内陆 ，但未获成功 。他只是曾经间接地打听并记 录下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况 ，例如中国是否有基督教这样 的生活方式 、到中国来传教是否会受到敌视 、中国是否 有教授高级知识的学校 、“是否像我们的国家那样有法 学院、医学院或其他艺术学校”等等。

年，一名曾在中国东南沿海长期游弋的葡萄牙 籍 耶稣 会 士贝 尔 西奥 （

年 ）根

据别人的讲述，写出《中华王国的风俗和法律》 ）一文，后以西班牙文（ 年、

年）、意大利文 （

）和法文（

） 出 版，

由于文中涉及中国的司法事情而引起欧洲极大的兴 趣。

这大概 是专门描述中国法律方面的第一篇文字。

此后 ，不断有人在游记 、报告里提及或介绍中国 ，如葡 ）的 “关于

萄牙 冒险家加 里 奥特 佩雷拉 （ 中国 的 一些 情况” 的笔 记 （约 写于

至

年间） ；

多明我会修士加 斯帕尔 达 克 鲁 斯 （ 的《中国情况详介专著》

“一位先生向沙勿略神父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 牙人在华见闻录》， ，第

年），载《葡萄

页。

“一位在中国被囚禁六年之久的正人君子在马六甲神学院向贝尔西奥 神父讲述中国的风俗和法律”

年 ），载 同 上 。

第　１６　页

，写于

书） ，该 书 共 有

年，

年出

章，被视为在欧洲印刷的第一部完整

介绍中国的专著；葡萄牙冒险家费尔南 门德斯 平 托 年）的《游记》 （

年完稿，

年出版）等等。

根据佩雷拉、克鲁斯以及西班牙修士拉达的札记等 多种材 料 ，从未到过 中国的西班 牙奥斯定会修 士胡安 冈萨雷斯 德 门多萨（

）于

年在罗马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一书，这部大著在出 版之后的仅仅十多年的时间里，即被译成拉丁文、意大 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以及荷兰文等众多 语 种 ，刊 行

版，

这本书可说是直到

其影 响之大可以想见。大体上， 世 纪末为止西人关于讲述中国情况

的集大成之作。 年利马窦的札记被金尼阁从意大利文译成拉丁 文在德国出版。单就欧洲人认识中国的历程这一方面来

以上所提作品的中译文，均见《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 张铠， 第

页。

世纪欧洲人的中国观”，载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

第　１７　页

说，札记的问世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前的

如上面提到的以及门多萨的

因为在此以 那些作品，除

了和利马窦同时代进入中国的传教士的作品外，明显存 在着两个严重的不足：一是那些作者没有获得过在中国 长期生活的经验，特别是没有在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并 与这个环境中的上流人士交往的经验；二是由于不懂中 文，他们的记述并不建立在能够对中国文献进行直接研 究的基础之上。利马窦在“札记”开篇，这样来宣称他 的观察和以往那些记述有着哪些方面的不同： 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并 曾游历过它最重要的一些省份。而且我们和这 个国家的贵族、高官以及最杰出的学者们友好 交往。我们会说这个国家的语言，亲身从事研 究过他们的习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又最为重 要的是，我们还专心致志日以继夜地攻读过他 们的文献。这些优点当然是那些从未进入这个 陌生世界的人们所缺乏的。

年写的书信里面也曾讲到中

与 利马窦一同到达北京的庞迪我在

国的政府组织 、行政管理 、官吏以及法律和狱讼等方面的情况，参 见张铠《庞迪我与中国》，北京图书 馆出版社， 《利马窦中国 札记》 （中译本） ， 第

页。

年。

第　１８　页

的确，只要将门多萨与利马窦两人的记述粗略地进 行一下对比，就会感到后者在对中国的政府、法律以及 语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介绍要比前者更富有实感。例 如，门多萨在书中只是形容了诸如中国有一条禁止人离 开本土并禁止外国人未经许可进入中国的法律、有负责 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长官或法官以及断案、行刑和监 狱方面的一些零星琐碎的事情。

而在利马窦的书中，

许多内容是前者所不及的。 例如，利马窦这样记录了他对中国政府形式的认 识，“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惟 一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的 这类形式，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可是它在 一定程度上又是贵族政体，因为，虽然“所有由大臣制 定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 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 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判定” 。 又如，他介绍中国的法律制度时说，中国“没有象 我们的《十二铜表法》和《恺撒法典》那类可以永远治 详细内容参见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中译本）第一部第三卷的第 七、九至十二章。

第　１９　页

理国家的古代法典。凡是成功地取得王位的人，不管他 的家世如何，都按他自己的思想方法制定新的法律。即 位的人必须执行他作为王朝创业人所颁布的法律，这些 法律不得无故加以修改” 。 这种正面的评说是以前从未有 过的。利马窦还不无针对性地强调，说他从未听说过有 不许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自由居住这样的法律。据他的观 察，他以为这实际上只是中国长期以来对外国根深蒂固 的恐惧和不信任所形成的一种习惯。 此外，他对当时的法制状况也进行了颇有深度的揭 示和批评。他说，“这个国家的刑法似乎并不太严厉， 但被大臣们非法处死的似乎和合法处决的人数是同样的 多。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这个国家有一项固定而 古老的习惯，允许大臣不经过法律手续和审判，就可以 随意鞭笞任何人……结果是常常把犯人打死。有时候， 被告给大臣一笔巨款，就可以违反法律和正义而买得活 命。 ”

等等 。

利马窦的这些介绍，是他在把中国与欧洲之间差异 的情形加以对比之后做出的。仅从这一点来讲，他可称 得上是从事中西法制比较研究的第一人。利氏以后的一 以上相关内容参见《利马窦中国札记》第六章和第七章里的若干段 落，引文见第

页。

第　２０　页

些作者仍然遵循着这个思路，只是后者在内容上比以前 有了更加深入细致地观察。 例如，长期生活在中国并通晓中文的葡萄牙籍耶稣 会士曾德昭在他的名著《大中国志》一书（

年完

成）中，不仅对比了监狱（如“他们关押犯人的监狱， 比我们的宽大”）、审判过程（如“他们的审判和我们的 没有甚么不同，但过程和判决不那么繁杂”）、法律职业 （如有人“为犯人草拟诉状而谋生；但我们不容许这种 人受圣礼，除非他们放弃这种职业；因为他们在文字中 假话太多”）以及刑罚方法（如“对于一般罪犯，他们 采用一种我们在葡萄牙所没有的刑法，他们称之为‘枷 号

），而且还进一步介绍了中国实施治理的法律有两

种：一是“全国通行的古老的风俗和仪式”，这记载于 被视为神圣的“五经”当中；另外是“国家的法律，民 事和刑事的各种案件依法得到审理，实施过程中也将予 以遵守。这些同样很古老，都以五种主要德行为基础”。 这显然是在描述中国传统法律的“礼”和“法”二元结 构。 以上我们简要叙述了欧洲传教士观察中国政制法律 方面的历史过程。必须指出的是，他们这些作品的读者

参看曾德昭《大中 国志》，特别是该书第一部第

至

章。

第　２１　页

对象完全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本着这个目的，他 们在介绍中国的情况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使这些记述为 有着不同生活经验、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的欧洲人所能 理解和接受。

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一种自言自语式的

介绍，即以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另一种语言所要表示的东 西；而且在欧洲各国进行的那些讨论同样是以各种不同 的西文进行。

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存在着由

于语言隔阂的原因而导致的对中国法律的种种误解，都 是很值得怀疑的。

三、勒义斯 （

最初向中国介绍的西方法

谈及耶稣会士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时，向来只涉及 西洋的科学技艺方面，而鲜有政制法律方面的内容。这 不止是研究者的忽略，也是耶稣会士在这一领域的贡献 实在有限的缘故。只有少数作品涉及了欧洲的社会风俗 但有时也有放弃母语写作的方式和技巧的情况，这或许是为了增加 真实感的一种计策，也许是语言上无法沟通的根本性障碍。 有关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西传在欧洲所引起的各种不同的反响是一 个很大的题目，这里暂不涉及。笔者关于此问题的初步思考已在拙 作“‘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书评”一文里有所反映，见《中 外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

年 ，第

卷，第

期。

第　２２　页

或政制司法方面的内容。例如曾经随利马窦赴北京觐见 万历皇帝 的庞迪我，于万历四年（

年）出版了他的

中文著作《七克》，其中的第四卷和第五卷中略微提到 了一些西方法制方面的事情，如：“大西之俗，罪人有 未服者，得上于他司更谳

“大西国之俗，生平尝一醉

者，讼狱之人，终不引为证佐，以为不足信”。 年来华的意大利人艾儒略（ 年） 写的《西学凡》、 《西方答问》和《职方 外纪》等著作，是当时耶稣会士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教 育和各种制度的集中代表。其中《职方外纪》是艾儒略 于明朝天启三年（

年）夏，在杭 州杨廷筠的协作下

写成的第一部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该书第二卷 “ 欧罗巴 总说” ， 比较多 地涉及 了欧 洲的文 化教育、 社会 风俗、制度以及政治法律等方面，如说“天下第二大州 名曰欧逻 巴” “ ，凡欧逻 巴州内大小诸国， 自国 王以及庶 民皆奉天主耶稣正教，丝毫异学不容窜入。国主互为婚 姻，世相和好。财用百物有无相通，不私封殖。其婚 娶，男子大约三十，女子至二十外，临时议婚，，不预 聘通。国中皆一夫一妇，无敢有二色者。”此外，还有 参见田涛 “十七世纪以来西方人 眼中的中国法律”论文打印稿 ， 年。

第　２３　页

“ 君 臣 冠 服 各 有 等 差， 相见以免冠为礼” 、 诸 国“ 皆 尚 文 学。国王广设学校”以及“病院”，等等。 关于政制法律的情形，书中有专门的一段文字： 国中有天理堂 ，选盛德弘才无求于世者主 之 。凡国家有大举动大征发 ，必先质之此堂 ， 问合天理与否 。拟以为可 ，然后行之。…… 欧逻巴诸国赋税不过十分之一。民皆自 输 ，无征比催科之法 。词讼极简 。小事里中有 德者自与和解 ；大事乃闻官府 。官府听断不以 己意裁决 ，所凭法律条例 ，皆从前格物穷理之 王所立 ，至详至当 。官府必设三堂 ：词讼大者 先诉第三堂 ，不服 ，告之第二堂 ，又不服 ，告 之第一堂 ，终不服 ，则上之国堂 。经此堂判 后 ，人无不听于理矣 。讼狱皆据实 ，诬告则告 者与证见即以所告之罪坐之 。若告者与诉者指 言证见是仇 ，或生平无行 ，或尝经酒醉 ，即不 听为证者 。凡官府判事 ，除实犯真赃外 ，亦不 事先加刑 ，必俟事明罪定 ，招认允服 ，然后刑 之 。官亦始终不加骂詈 ，即词色略有偏向 ，讼

意

艾 儒 略 《 职 方 外记 校 释 》 （谢 方 校 释 ） ， 第

页。

第　２４　页

者亦得执言不服，改就他官听断焉。吏胥饩廪 虽亦出于词讼，但因事大小以为多寡，立有定 例，刊布署前，不能多取。故官府无恃势剥 夺，吏胥无舞文诈害。此欧逻巴刑政之大略 也。 这段文字对欧洲法制所作的描写非常简略，但还是 可以从中看出一些作者所要介绍的情况，例如说欧洲有 议论国之大事的“天理堂” 、没有中国的“征比催科之 法”、实行三级审判制、“国堂”审判为最终审判、审判 官若略有偏向，当事人可以表示不服并可向别的审判官 提出审断。 作者在这部书里以不同的汉语语词来表述欧洲的各 种名物。首先，对于外界的国名或地名完全使用音译的 方法，如介绍欧美一些国家的国名： 以西把尼亚（西班牙文

英译

今译西班牙） 拂 郎 察 （法 文

；拉 丁文

；今

译法国） 意大里亚（英文 译意大利）

意大 利文

；今

第　２５　页

亚勒马尼 亚 （拉丁文

；德 文

；英文

；今译德国）

波罗尼亚 （西班牙文

波兰文

；英文

；今译波兰）

翁加里亚（英文 俄文

；波兰文

；今译乌克兰）

大尼亚（丹麦语

；拉 丁 语

；今译丹麦） 雪际亚（拉丁文

；英文

；今

译瑞典） 诺而勿惹 亚（挪威语 拉丁文　

；今译挪威）

厄 勒祭 亚（ 希腊 文 英文

；英文

；拉 丁 文

；今译希腊） 莫斯哥未亚（俄文

；英文

；今译莫斯科） 意而兰（ 谙厄利亚（英文

今译爱尔兰） ；拉

文

今译英格兰） 亚墨利加（

，今译美洲）

这些音译词，皆自拉丁文 、法文、意大利文或俄文

第　２６　页

等西文翻译而来。翻译时完全按照原文发音的音节逐一 选用读音上与之最相贴切的汉字译出，而不计汉字字意 与表达习惯之良否，于是出现了长短不一的国名名词。 对于这些汉字组合的本身的含义，作者没有给予专门的 解释；实际上，整部《职方外纪》都在通过地理方位、 自然风貌、物产、政教、学术等的描述解释着这些国名 名词的内容。后来的其他类似著作对于外界的国名也仍 保持了音译的作法。 不止是国名和地名 ，对于某些制度和学术名词也仍 然采用音译的办法，可是，对于这些比较抽象的名词， 仅以音译，是中国读者根本无法理解的，如同罗马教皇 认 为 “陡 斯 ” 二 字 在 汉 语 里 用 不 成 话 的 情 形 一 样 。于 是，作者又在中文里搜寻与之所指类似的相关语词加以 解释，这实际上是以音译与意义解释结合的方法；前者 表其称呼，后者达其所指。 这类的表述在《职方外纪》中有很多，如：以“落 日加 ”来 音译 拉丁 文的

， 其“译言辩是非之法”

（即今天的逻辑学）；以“费西加”音译拉丁文 “译言察性理之道”（今自然科学）；以“默达费西加” 音译拉丁文

“ 译 言 察 性 理（ ”今 形 而 上 学

而以上“学之总名”为“斐录所费亚”，即拉丁文 之 音 译 （今 哲 学 ） ，该 书 在 记 述 “印 弟 亚 ”

第　２７　页

（今印度）的学问时 ，又以“性学”一词表达与该词类 似的概念。 《职方外纪》在介绍欧洲大学分科时，提到了与 “医科（ ” 即“ 主 疗 病 疾 ”） 、 “教科（ ” 即“ 主 守 教 法 ”） 和“道科”（即“主兴教化”）并列的“治科”，“治科， 主习政事” 。另在《西学凡》一书里面 ，艾儒略又以音 意译并列的方法来表示拉丁文里的

“ ，法 科 谓 之 勒

义斯” 。这里的 “治科”与“法科”所指为一 。此外 ， 上文中 还出现了 最早描述 欧洲政制机 构的名词 “天理 堂”和“国堂”。我们无法肯定这两个词的原词是什么， 但推测 起来 ，当 是议论和 决定国家政 事的一种 组织机 构、或是今天我们所称之为“议会”的前身。 然而在上面那段状写西方事物的文字中 ，我们看到 最多的还是大量中国固有的语词和概念 ，如 “词讼” 、 “ 官 府 ”、 “ 堂 ”、 “ 吏 胥 ”、 “ 讼 狱 ”、 “ 诬 告 ”、 “（ 官 府 ）听 断” “ 、骂 詈 　 “ 、定例” “ 、 刑 政 ”等 ，整 个 文 本 呈 现 出 来 的也完全是中国式的语言风格 ，以致仅从字面上来看 ， 人们几乎不能判定它所指的是泰西的法制状况 ；对于这 样的表达 ，只要稍有文化的中国人 ，一看便懂 。文本中 谢方对“天理堂， 一 词的注释认为，它最初指罗马帝政时代的元老

院、中世纪指一些欧洲国家的长老会议，为近代议会的前身。笔者 也有同样的感受，但似无确切的证据证明之。

第　２８　页

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并不奇怪 ，早期耶稣会士来华后必须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中国的语言 ；而且无论是翻译 西方的著作 、亦或直接用中文写作 ，他们都不得不解决 如何在中文里完全地表达新的外来名称和意念这样的问 题 。而且在他们所写的中文著作里 ，自然也少不了中国 学者的审阅 和润饰。 值得注意 的是 ，在《职方 外记》一书里 ，已经出现 了 许 多 我 们 仍 在 使 用 的 语 词：如“ 法 律 ” “ 、法 科 ” “ 、国 家 ”以 及“ 文 科 ”、 “ 文 学 ”、 “ 学 校 ”、 “ 小 学 ”、 “ 中 学 ”、 “大学”等等 ，这些词语被用以描述西方的名物 ，和它 们今天所指的意义实际上是一致的 。正因为这样 ，在考 察近现代的汉语学术用语时 ，我们就不能像过去想象的 那样 ，以为有些法律语词仅仅是在很晚近的时候方才出 现的。 除了艾儒略外 ，还可以提到的有意大利人高一志 （初名王丰肃） ， 此人

年来华，精 研中国语言文字，

“鲜 有能及之 者 ，因是 撰作甚 多 ，颇为 中国文士 所叹 赏 ”。

他撰写的四卷《西学治平》

法］费赖之《在华 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第

年 ），据 有 的

及 以下 页。

第　２９　页

学者讲，是最早用中文有系统地介绍西方政治科学的专 书。 总结

世纪以前中国与西方的接触中法律文化交流

的历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首先，在媒介东西之 间文化交往中充当主要角色的，是东来的欧洲传教士； 中国的一些学者虽然接触并参与了这个活动，但毕竟没 有走出家门，去亲自了解外面的世界，获取外界的知 识。因此，中西间之文化交往，一开始即是在西方主动 而中国被动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二，从彼此间交流的内容来看，东来之西学，以 西方古典的天算制器等自然知识为主，除了在有关世界 地理的书籍中稍有涉及外，鲜有西方社会政制法律风俗 方面的内容；反观传教士不断寄往欧洲的众多的书简、 札记、游记里面，却不乏笔墨地关注了中国的政教风 俗。 从当时西方法制发达的背景看，当那些使用拉丁文 进行研究和写作的传教士东来之时，意大利兴起的罗马 法注释和研究运动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其间出现了许 钱存训《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又据冯承钧先生于 年 代 的 考 证 ，北 平 西 什 库 天 主 堂 刻 有 《 民 治 西 学 》 二 卷 可 能 就 是 《西学治平》之节本。他当时只是听说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西学治 平》，但未获见此书。

第　３０　页

多著名法学家和伟大的法学著作。然而奇怪的是，所有 这些，在传教士的介绍西方的文字中却只字未提，甚至 连罗马法一类的词句也难见到，反倒在利马窦向欧洲人 介绍中国情况 的札记 里面 ，见到了中国没有像“我们的 《十二铜表法》”这样的字句。况且，耶稣会士并非不具 备这样的素质和能力，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垄断 着科学和学术知识，利马窦本人就曾受过专门的法律教 育。如此说来，在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第一期 ，即出现 了严重的 “逆差”；耶稣会士在向中国传播欧洲法制方 面所做的贡献，不仅与其反向的情形不成比例 ，更无法 与

世 纪来 华 的欧 美 新 教传 教 士的 贡 献 相媲 美 （后 见

“ 西 法 东 渐 ”第 四 节 ） 。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很多、也很复杂 ，不 过，耶稣会传教士慑于中国的威势，不敢轻易在政治和 法律制度这样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里表露或张扬，可能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传教士梯航万里而东来，处境 艰 险 ，面 对 一 个 历 史 文 化 如 此 悠 久 而 又 深 不 可 测 的 大 国，是不敢冒这样的风险的。

第　３１　页

第二章　　西法东渐 世纪上半叶）

一、破译中国法的秘密： 斯当东英译《大清律例》 尽管早在

世纪耶稣会士已将大量有关中国法

律的知识介绍到西方，并且自那时起，欧洲人就围绕中 国文化的精神、中国政制的性质以及中国法的特点不断 地展开着热烈的讨论；但实际上，所有参与讨论的那些 西方人，包括启蒙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学者或法学家在 内，没有一个能够透过法典方面的材料来真实地了解中 国法。孟德斯鸠在处理他的《论法的精神》巨著中有关 中国政治的分析时，就只是间接地参考了耶稣会传教 士，如傅圣泽以及杜赫德的《大中华帝国志》所提供的

第　３２　页

材料，

至于中国的法律制度究竟如何、那些规范人民

生活和整个社会秩序的法律规定到底是怎样的，他们并 不真的了解；直到

世纪初期，这种状况才开始在讲求

经验和实用、注重实证分析哲学的英国人那里有了根本 性改 变。 托马斯 斯当东是英国于

年首次向中国派遣的

由马戛尔尼率领的庞大使团的成员，他是使团副使乔治 斯当东的儿子，出使时年仅

岁，他惟一的任务就是

学习汉语以便充任使团的翻译。如果考虑到当时整个欧 洲几乎无人懂得汉语而英国又急于谋求东方贸易和利益 争夺的因素，这个孩童的威力毫不逊色于那艘配备有 门火炮的“狮子”号战舰的威力；他在船上跟着两位只 懂拉丁文而不懂英文的神父学会了汉语，

并在出使中

关于这方面有大量的研究，可参见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 英国》、［法

［法

维吉尔 毕诺 《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安田朴《 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以及［法］哈尔德

中国 ‘政府’问题”（载《国际汉学》第

辑 ，大象出版社

世纪的 年）

等 。 英国在决定探险中国时 ，最初并不占有语言上的优势 。马戛尔尼使 团必不可少的翻译，遍访了英国 、瑞典和里斯本都未能找到 。当时 仅有的几个曾经到过中国的法国传教士懂得中文 ，但由于两国的敌 视状态 ，英国不能聘用他们 。最终英国委托驻意大利那布勒斯的公 使从那里的东方学院找到了两个愿意回国的中国传教士 ，但他们只 懂拉丁文而不懂英语。

第　３３　页

获得了关于中国的大量难得的见识和经验，中文水平迅 速提高。完成出使后，托马斯留在广州做东印度公司的 职员。 当

年他

岁时，见到了《大清律例》。他怀

着浓厚的兴趣开始翻译这部法典，

年后，即

年

（嘉庆十五年）译事告竣，同年由英国伦敦出版。 斯当东为自己能够大胆挑战这种对折线装的新奇作 品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他认为，这部著作以其本身 的博大精深而值得冒险和付出辛劳，“材料的内在价值、 无可争议的翔实真确以及主题的普遍重要性和弥足珍 贵”，都足以抵偿在翻译中遇到的一切困难。这部法典 的意义，不仅仅是这部书的主题本身，和其他任何有关 中国的著作相比，它还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更加简明扼要 而又令人满意的例证，这就是有关于这个政府特有的制 度和组织结构、对内政策的根本原则、与民族习俗与性 格的关系以及其对于该国人民的一般状况与条件的影 响。

也就是 说，他不仅要了解这部法典的本身的内

容，而且还要了解这个国家背后的隐藏着的更为深层的 东西。特别是，从出使北京和在广州的观察体验当中， 他深知西方人在和中国打交道时，他们对于中国官员审 理案件的种种不满和抱怨，而这部西方人以前从来没有 （《大清律例》） ，

第　３４　页

见过的法典可能正是中国官员审判案件的依据；斯当东 之所以要以自己的母语来表达《大清律例》的原因正在 于此。 从斯当东英译本《大清律例》卷首的版本说明可 知 ，斯当东最初接触到的中文原版是嘉庆四年 （ 年 ） 的 一 个 印 本 ；后 来 ， 他 又 见 到 了 嘉 庆 六 年 （ 年）颁行的续纂并增修近年条例的《大清律例重订辑注 通纂》，这个版本刻印于嘉庆十年（

年） 。经 过 对 这

两个版本的详细比较，他发现后一个版本除了增补了大 量的“例”文以外，“律”文与前者完全一致。

可见，

斯当东在翻译时至少使用过大清律例的两个版本。 清代律典是在清初“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基础 上 、 经 康 雍 两 代 的 不 断 修 缮 ，至 乾 隆 五 年 （

年 ），

律文不再变动，但附于律文之后的条例，则随时代以为

增删 改并分合，时有变化。定型下来的律文为

条，

条例

条 ，但 此 后 例 文 的 数 量 不 断 地 增 加 ，并 不 稳

定。

大概 由于律文的稳定而例文数量庞大且不稳定的

缘故，所以 斯当东翻译了原书所有的 本的正文（共计 〔

条律文作为译

页），而没有将例文全部译出；他只

上， 关于《大清律例》，今可参看法律出版社 的点校本。

年出版的田涛 、郑秦

第　３５　页

是译出了原本中极少量的例文，并将例文连同相关的谕 旨或新颁法令以及对正文的注释等材料合在一起，作为 附录（共

篇）附于译本的后面。

美国学者布迪与莫里斯认为斯当东的《大清律例》 英译本存在着仅有律文，而忽略了所有条例的主要缺 陷，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斯当东虽未译出全部的例 文，但他在每一律文之后注明了原本该律文所附条例的 情况，如该律文后是否附有条例或条例的数目。 斯当东译本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为目录的篇名和 所有条文添加了罗马序数编号。不加注条文序号原本是 中国传统法典编纂技术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缺陷，

但英

译本弥补了这个并非无关紧要的缺陷，使得研读和参证 检索都十分方便。当然这本身也显示出了西方与中国传 统的法典编纂技术上的差异。 《大清律例》英译本的阅读对象自然是英语世界的 读者，其目的是要让懂得英文的西方人了解中国法，因 而它不能用作我们考察汉语法律新词的材料。不过该书 是如何使用英语来对应中国传统的用语和法律概念的情 参见

美〕布迪、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中译本），第

页。

关于清律分类编排上的缺陷，可参见张伟仁《清代的法学教育》一 文的析述，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 以下页。

年 ），第

及

第　３６　页

形仍很有趣。 大体上看，斯当东在翻译时主要采用意译的方法， 同时辅以音译；对于君臣的姓名、干支纪年以及度量单 位 ，如“ 里 ” “ 、 分 ”“ 、 毫 ”“ 、 厘 ”等 名 词 均 采 用 音 译 ； 个别地方意译的专有名称有时也括注它的音译名，如 “刑部”一词，被意译为 “ ，其后又括注 “

” 。 除此以

外，一般行文几乎完全使用意译的方法，即使是那些今 人已感陌生甚至拗口的文言语汇（从下表中可略见一 斑 ）。 “大 清律 例” 这四 个字 ，译 者除 了音 译为 外，还意译为 ，

；在这个英文标题里，

一词揭示

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实质，即“刑典”。清律凝结了中国 传统法典的精华，其中包含了许多特有的法律名词和术 语。通常刊行的大清律例卷首所载的“例分八字之义” （以、准、皆、各、其、及、即、若）一项，即是对律 文中间具有特定意义和用法的法律专门术语的解释；对 于这些重要的法律概念，斯当东却没有把它们翻译出 来。

第　３７　页

附表一：斯当东英译《大清律例》 篇名中英文对照表（ 名例律 吏律 职制 公式 户律 户役 田宅 婚姻 仓库 课程 钱债 市厘 礼律 祭祀 仪制 兵律 宫卫 军政 关津 厩牧 邮驿 刑律 贼盗

年）

第　３８　页

人命 斗殴 骂詈 诉讼 受赃 诈伪 犯奸 杂犯 捕亡 断狱 工律 营造 河防

斯当东通过翻译和研究，高度评价了《大清律例》 的立法技术和语言风格。在《爱丁堡评论》

年第

期上发表的关于这个译本的长篇论文中，他说： 我们承认，与我们的法典相比，这部法典 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其高度的条理性、清晰 和逻辑一致，行文的简洁就像商业用语，各种 条款直截了当，语言通俗易懂而有分寸，大多 转引自［英］约 罗伯 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第　３９　页

数其他亚洲国家法典的冗长

迷信的谵语、

前后不一 、大量荒谬的 推论 、喋喋不休地玄词 迷句决不存在于中国的 法典 ，甚至没有其他东 方专制国家的阿谀奉承 、夸大其词 、堆砌华丽 的辞藻和令人厌恶的自 吹自擂 ，有的只是一系 列平直 、简洁概念明确 的法律条文 ，颇为实用 而又不乏欧洲优秀法律 的味道 ，即便不是总能 合乎我们在这个国家利 益扩展的要求 ，整个来 讲 ，也比大多数其他国 家的法律更能令我们满 意 。从《阿维斯陀注释》或《往世书》的狂 怒 ，到中国法典的理性 化和商业化 ，我们似乎 是从黑暗走向光明 。… …尽管这些法律冗长繁 琐之处颇多 ，但我们还 没有读到过任何一部欧 洲法典的内容那么丰富 ，逻辑性那么强 、那么 简洁明快 ，不死守教条 ，没有想当然的推论 。 在政治自由和个人独立 性方面 ，确实非常的糟 糕 ；但对于弹压叛乱 ，对芸芸众生轻徭薄赋 ， 我们认为 ，总的来讲 ，还是相当宽大相当有效 的 。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似乎很低，也很糟 糕 ；但我们不知道要维 持和平与安全是否还有 比这更好的明智之措施。

第　４０　页

然而这或许仅仅是面对自己同胞时的一套说辞；对 于中国而言，大清律例英译本问世的真正后果，从一定 意义上讲，与引发西方对中国的否定性评价和进一步征 服的欲望是联系在一起的。 世纪中叶以后英国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并相继打 败荷兰和法国一跃成为西方最大的殖民强国。英国为了 争夺在东方的商业利益首次派遣庞大的使团来华，试图 通过外交实践来亲自验证自己在世界上的优越地位。这 一现实目的驱动英国对于中国各方面情况的了解。在马 戛尔尼“狮子”号船上的图书馆里就配备了一个世纪以 来欧洲出版的所有关于中国的著作和东印度公司提供的 卷材料，而出使的结果又导致了英国对于中国知识的 激增。特别是在斯当东的《大清律例》问世后，在欧洲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向欧洲人揭示了中国法的秘密， 并以亲历者的权威得出了一个令欧洲震撼的结论：“马 戛尔尼勋爵和他的使团在中国的短暂逗留足以使他们发 现：中国人所吹嘘并得到许多欧洲历史学家承认的中国 对其他民族的优越全然是骗人的。 ” 斯当东的观点受到了严肃刊物的重视。《爱丁堡评

斯当东《大清律例》英译本，前言。

第　４１　页

论》依据他的观察进行发挥，并作出这样的结论， 一个民族的法律是他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的 明白无误的见证。作者在他的精辟的前言中指 出了某些传教士在介绍中国的书中传播的那些 别致的观点完全经不起现实的推敲。在欧洲人 最近进展最快的那些领域里中国人的知识十分 缺乏。

英国对中华帝国以往在欧洲普遍盛行的近乎神话般 形象的改变，预示着

世纪西方对于中国文明的基本判

断和相应政策，并最终导致了中国灾难性后果的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托马斯把当时中国正在施行中的 《大清律例》翻译成英文一事的本身，是中国古代法律 西传的一件大事，在中西法律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意 义。它是中国法典第一次直接进入西文世界，是西方比 较完整、比较准确地了解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第一部

引见 ［法 译 本 ），第

阿兰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 页 ，相关内容可参见该书第

两个世界的撞击》（中 章。

第　４２　页

书。至今仍为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传统法的重要资 料。

西方对中国法律学术真正的研究实肇端于此。

《大清律例》的英译和西传代表了明清以降天主教 传教士向西方传播中国法律文化成就的一个高峰，同时 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自此

之后，西学东渐，西法东渐。

二、西法东渐的条件与特点 西方政法之学所以能够输入中国，按照一般的逻 辑，自然首先取决于中国与西方国家这两方面对于彼此 文化的态度和交往能力等条件因素；两者是否有意和有 能力交往，是否愿意互通有无、彼此吸收对方的文化。 从 中国方面看，

至

世纪清政府对于学习西方

语言的态度从总体上是采取压抑和禁绝的政策。自康熙 禁教以后，雍乾两朝相沿不改，而且对任何外界事物的 斯当东 的译本出版半个多世纪后，

年法国海军上尉菲拉斯用了

年时间（

年）译成法文版的《大清律例》，这个译本虽

然只译出了

条律文，但包括了大部分的例文和律文注释。此外，

年耶稣会士布莱斯又译出第二个法文本，该译本的优点是把中 文原文录在了译文的页下。 各译本的比较评价参见 里 斯《 中华 帝 国的 法 律》 （中 译本 ） ， 第

页。

美

布迪、莫

第　４３　页

禁绝和排斥之风越演越烈。在其间颁布的许多关于西洋 事务的谕旨里面，充满了“禁”之类的字样，天主教被 视 为“ 邪 教 ” “ 、于 我 中 国 圣 人 之 道 无 甚 裨 益 ” ； 传教的 西 洋 人 也 都 是“ 居 心 叵 测 ” “ 、居 心 未 必 善 良 ” “ 、为 害 风 俗”的人。为防止滋生事端、人心渐被煽惑，而在广 东、特别是澳门一带严加防范。此外还屡屡饬令凡外洋 人往来贸易，不许久留，亦不许内地闲杂人等擅入夷 船。乾隆二十四年（

年） 下英商 洪任辉 狱后 ，总督

李侍尧奏“防范外夷五事”，其中之一即“禁外夷雇人 传信息”。嘉庆十年 （

年） 的上谕 ，要 求管理 西洋

堂务大臣留心稽查，如有西洋人私刊书籍，即行查出销 毁，并随时谕知在京之西洋人等，务当安分学艺，不得 与内地民人往来交结。当时一个广东人私自代传教士传 送书信和地图而被拿捕，又查出用汉字刻印的经卷，后 被刑事处罚并被发配伊犁。理由是“关系人心风俗者甚 巨”。由于该案件中查出有旗人信教，又上谕禁止旗人 传习天主教，如有发现，加倍治罪。以后又由于广东地 方官防范不严，致使外人得以进入，上谕申严粤省传 教，以堵塞外人入口。至嘉庆十六年（ 京的外国人仅剩

以上史实 均详见

人。 清

年），在北

此外翻译机构的地 位也受到了

王之春《清朝柔远记》。

第　４４　页

很大削弱。清代培养能“译远方朝贡文字”的翰林院四 译馆建制，至乾隆十三年（

年）也被并入礼部，由

原来的八馆缩减为仅设西域、百夷两馆的“会同四译 馆” 。 字

康熙 时代曾 一度提 倡“翰 林院宜 学习外 国文 的风尚已经彻底化为历史的陈迹，尽管道光年

间，朝廷似有需要外语人才和了解外情方面的某些迹 象。 总之，中国方面采取了一种可以完全不依赖于西方 文化的态度以至一概地禁绝和排斥政策，从而使中国自 身封闭了西学输入的大门。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西学输 入中国，实际上完全成了由西方人自己发动并且有意 识、有目的从事的一种冒险活动。 从西学输入的主体来看。

世纪以降西方探险中国

者大别为三类人：一是具有政治背景的官员或者军人； 二是追逐商业利益的商人或冒险家；三是传教士。尽管 这三类角色有时互相交叉，如第一类和第二类人之间， 但传教士是其中惟一的承担文化传播活动的角色。不过 《清史稿 职官一》卷一一四。 康熙四十四年（ 之 春书，第

年）冬十一月诏翰林院习外国文字谕，前引王

页。

年从广东调充北京理藩院任通译的四川人袁德辉通晓拉丁文和 英文，他后来曾奉差到广州收集外国书籍并担任林则徐的英文秘书。

第　４５　页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传教士以传教布道为天职，本不负 有介绍基督教以外的中西文化的使命，那么他们为什么 又热衷于世俗文化、甚至是政治法律知识的传播呢？这 与当时来华传教士新教性质以及其传教政策和方法有着 直接密切的关系。 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新教已具有浓厚的世俗化色 彩，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新教的价值观不仅为近代 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等观念提供了思想 基础，而且在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和科学进步的影响下实 现了与近代科学和哲学成果的调和；宗教改革以来的社 会化潮流也使新教各派积极从事社会文化活动，参与社 会 改 革 ，把 建 立 人 道 主 义 社 会 秩 序 作 为 教 会 的 神 圣 职 责。

新教的这些特点 ，实际上支配了整 个

世纪来

华传教士，特别是其中所谓的“自由派”传教士 传教士在华传教的近代风貌，使得他们在传教的同 时，还积极从事翻译、办报、出版书刊、兴办学堂等文 化教育乃至社会改革活动，并相应地强调文字工作的重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

页。

这是从传教政策和方法上对新教教派所作的一种划分，该派认为中 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不同是传教的最大障碍；为要使中国福音化， 就必须用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 ，建立一个有利 于基督教传播的社会环境。

第　４６　页

要性，认为文字方式的传播具有迅速、广泛、持久的间 接影响力而又避免公开政治冲突的优点。许多来华的传 教士大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掌握官话甚至东南沿海 的各种方言（这在早期要冒相当大的风险）。这种传教 政策后来曾得到了这样的总结，即中国需要更多的科 学、更多的报纸和更多的书籍，需要更多的公共演讲和 科学仪器，传教士要强调宗教，而且也应该强调政治、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简明真理。

马礼逊、麦都思、

郭实腊、裨治文、丁韪良、傅兰雅、林乐知、李提摩太 等传教士对西方政法知识的介绍和改良主张，都是这种 传教政策深刻影响的结果。 最初由于尚不感公开批评清朝腐败落后的制度和司 法方式，作为对比或衬托而大肆渲染西方政治法律文明 的先进，这可能也是促进西方政法知识输入中国的一个 因素。 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的目的，主要基于基督 教必将战胜异教中国的宗教信念。尽管他们有的一度曾 认为传播西学是为了“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 与准则”，而且“将不谈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题以尖锐

前引王立 新，第

页。

第　４７　页

的言词触怒他们” ，

但他们并不超然于政治之外。许

多新教传教士都是积极服务于西方在华利益这个大目标 的。翻译西书 、介绍西学正是实现其“中华归主”

目标

的 重 要 手 段 ， 为 在 政 治 、文 化 等 方 面 改 造 中 国 制 造 舆 论。 西方政治和商业利益集团对于传教士向中国输入西 学并非不存在私心 上 的 考 虑 一 个 最 明 显 的 例 子 是 英 国 东印度公司拒绝运载所有传教士到印度和中国；第一个 来华的新教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只是借助美国商船才顺 利到达中国的（

年），而且直到他的传教活动与英

国在华的利益结合起来以后，马礼逊才在中国立足。美 国学者邓莱迪的解释是，“盖英国不欲因为基督教的传 播而使中国接受西方文化，因而获得与英国知识平等的 机会，致使英国不能再在中国获得厚利。 反映同类性质问题的 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当 纪

世

年代丁韪良的国际法 翻译工作开始产生影响时，一

个法国驻华领事就曾愤怒地表示“谁使中国了解到我们 欧洲的国际法？杀死他，绞死他，它将给我们制造无穷 的麻烦” 。

这里面 的确存在着矛 盾 。传教士认 为基督

，

，

，

引见李定一《 中美早期外交史》，第 引见

铁崖主编《 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页

年，第

页

第　４８　页

教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中国人接受了西方文化自会接近 福音，然而令传教士始料未及的是，辅助传教的文化工 具虽然造成了，但提供工具的教会却被抛弃了。 不应忽视的是，传播西学的主体从一开始就不是纯 粹 单 一 的 传 教 士 来 华 招 收 教 徒 ，聘 请 中 国 人 教 汉 语 并 雇佣他们帮助编写和印刷中文读物，使得极少数中国人 也参加到传播西学的行列当中。在国人以游学等途径具 备独立吸收西学知识的能力之前，西人为主而国人为 辅、西人主译而辅以国人的文字润饰，是引进西学的一 个基本工作模式。 传播西学的环境一开始是在中央政权控制的边缘地 带或者远离大陆的南洋诸岛上（如马六甲、澳门）进行 的，在“不属于清朝政府管辖的地方，西方传教士可以 减少许多顾忌，行文时只需主要考虑读者的文化心理状 况就无伤大雅。在一种主体文化的边缘，异质的文化有 时更容易移植生根，然后向此一文化的本土逐渐扩散和

渗透” 。

在订约开埠 之后 ，则突破秘密状 态和海陆界

限转为公开，西学的传播基地亦迅速迁入广（州）、厦 （门） 、福（ 州 ）、宁（ 波 ）、上（ 海 ）等 陆 路 口 岸 ，并 由 此向内陆腹地辐射。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影印本

导言 ”

第　４９　页

西方法学的输入也经历了一个逻辑上的引申过程， 或者说，西方的政法知识是依附于对世界一般地理历史 知识的介绍之后出现的。这是符合人们通常的认识规律 的，因为无论介绍何国的议会制度、司法状况和法典内 容，都先要知道天下有何邦国、所在何处、来历若何等 起码的地理历史常识；不首先确立时空坐标，国家、政 府、制度、法律、风俗习惯等一系列抽象概念便无从建 立。实际上，在

世纪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西方各种

知识的输入主要是以西方地理学的介绍和传播为主线 大量依据传教士刊印 的中文材料编辑而成的著名

的。

的《海国图志》、《海国四说》以及《

寰志略 》等著

作，都是以介绍世界地理知识为核心的综合性书籍。只 是到了

世纪

年代以后由于西方 国际公法著作的大

量 翻 译 ，近 代 西 方 法 学 的 输 入 才 获 得 了 相 对 独 立 的 意 义。 新教传教士的国籍以英美 等国家为主，也决 定了 输 入中国的西方政法知识以英美国家的内容为主。

目前已有二种关于晚清地理学方面的专著 ，见邹振环《晚清西方地 理学在中国》

年， 上海占籍出版社）和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

晚清地理学》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　５０　页

三、五车韵府：建立中西法 律概念之间的对等关系 西学法学的输入首先意味着要突破中西之间语言文 字上的界限和隔阂。在新教传教士来华之后的半个世纪 里 ，他 们 冒 险 对 中 国 的 语 言 文 字 进 行 了 大 量 的 研 究 工 作，编纂了许多语言工具书以及中英文对照解释的双语 字典，

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马礼逊的《字典》（ ）和麦都思的 （英华字典）

马礼逊是英国伦敦教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个新教传教 士，他于

年

月抵达广州，来华后他首先按照 伦敦

会的指示学习汉语。

年起开始按照指示中曾提醒他

的 编辑 字典 的计 划 着手 进行 准备 。经 过

年的艰辛努

如马歇曼的《中国言法》

年），马礼逊的《中文语法》

年） 、 《中文会话与断句》

年）、中英文《字典》和《广东省土

话字汇》 照》

年），麦都思的《福建土话字 典》 年）和《英华字典》

年） 、 《中朝日

戴尔的《福建土话字

年） 、 《中文最常用三 千字》

年），郭实腊的《厦门 土

话标志》

年） 《中文 语法指南》

年），裨治 文的《广州土

话注音

年）

汇》

第　５１　页

力，自

年开始出版《字典》，以后又于

年出版《五车韵府》和 全部出齐，共六大本 ，凡

至

年的英汉字典，到

年

页，可谓规模宏大，卷帙

浩繁 ，是为当时进行中西文化交流活动的一部极有影响 的参考工具书。马礼逊所以花费巨大心力来从事编纂 ， 据他自己讲 ，是 “希望这部字典会给以后来华的传教士 提供极为重要的帮助”。

不 过从 客 观 上讲 ，他 的沟 通

中英语言的开创性工作 ，也是为满足英国殖民利益需要 的一个重要部分 ；马礼逊的字典的印刷和出版完全得到

了 在 澳 门 的 英国 东 印度 公 司的 巨 资 支持 （

万英镑）

即是明证。 马礼逊的字典是力图全面建立两个世界语言的一一 对应关系的最早尝试。这种尝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帮助 英语人学习和理解中国语言。因此字典的大部分是对于 中文字词的英文释义，只有第三部字典才如同我们今天 ，在按照英文字母顺序

的英汉字典（ 的单词后面列出对应的中文字词。

毫无疑问，马礼逊的字典对于考察早期中英法律概 念之间的双向理解方面情况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材料。

，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 页。

第　５２　页

在《五车韵府》里 ，编者对 单个汉字和含有该字的

常用词组加以英文释义。当然，以英文解释的汉字 （词）一般都在古代汉语语词的范围之内，字 （词）的 选材主要来源于《艺文备览》和《康熙字典》。

单个

汉字和含有该字的词组，均是以与之对应的词或者短语 加以定义的

如“流（罪）”，这是中国律典里的一个名

词，该词的英文释义采用定义的方式，作 （被罚以流放三 千里的一种罪行） 。 该字典所列举的与法律有关的汉语语词有一些是我 们今天 常见的法律 名词 ，例如 “法律” （英 文释为 “ 原 告（ ”英 文 释 作 “公司” ：

“被告（ ”英文 释 为

（ 汉语 用 在以汉语解释英文语 词的

的术语

以指称欧洲

“英华字典”里，也有同样的情形。例如， 释作“罪”、“罪过”、“罪愆”，下同）、 （ 拟 、审 判 ）、

罚 ）、

（汉语 （刑 （ 权、

权柄、权势、能、力、强），等等。

整部字典从《康熙字典》里收录了 代中国》，第

页

万余字 ，顾长声《传 教士与近

第　５３　页

“英华 字典”里的 选词范围概以 英文语词为 准 ，这 意味着要以中国语词比附和 状写英语世界的事物 （有时 也加入英文释义） 。显然 ，这将和能否找到 “恰当的” 英文词来对应中文语词面临 着同样的困难 。这里 ，主要 出现 了下面 的几 种情况： 其一 ，首先是使从 传统固有的汉 语字库里搜 寻出来 的汉语语词与英文语词直接 对等 ；字典里中英语词间的 对应关系绝大部分属于这种 情况 ，政法一类的语词也有 不少 。例如

：立嗣、立继、继嗣（今译“收 养”

：银铺（今“银行”）；

：倒行 （今 “ 破

：死 罪 、问 罪（ 今“ 死 刑 ”） ；

产 ”） ；

：律 例（ 今“ 法 典 ”） ； ：衙门（今“法院”）。

差（ 今“ 警 察 ”） ；

：衙役 、原

：艺 业 、学 业（ 今“ 职 业 ”） ；

：经书先生（今 “教授”

立法的。

（英文义项

：设律者、

：刑 法 。 不 过 ， 与 英 文 对 应 的 汉 语 语

词并非固定不变；由于各种影响语言发展的因素的作 用 ，上述有些汉语语词后来 逐渐被另外一种形式上稍有 不同的语词或新的汉字组合 所取代 ，从而退出了对应外 来法律语词使用的范围 。尽 管如此 ，今人看到那些语词 后，仍能十分容易地知其所指为何。 其二 ，对于难以用 固有的汉语语 词直接对等 的英文

第　５４　页

语词，则另造与英语语词所指情形大致类似的汉字组合 或者采 用描述性 的语句

例如

（ 今 译“ 自 由 ”），

“英华字典”里英文定义为： ，中文意译作“自主之理”；

（ 今 译“ 政 治 ”、

“ 政 治 学 ”）意 译 作“ 国 政 之 事 、衙 门 之 事 ” ；又 如 （今“总统”）一词，字典编者并未直接提供与之对 应的中文语词 ，只是说明了一下 ，这是一 个对其他人有 权威的人 ，若 不知他的正式称呼 ，则可称 之为 “长”或 者“头目” 长 ；再如

头目，

（ 今“ 特 权 ”）一 词 ，编 者 指 出 ，该

词在中国法上可作“八议”（议亲、议故、议功、议贤、 议能、议勤、议贵、议宾）这样一个法律术语来理解。 可见，这里只是对

的类似意义作了

和

一定的说明，至于它们在汉语里如何来表述，则一时未

能找出与其对等的语词。马 礼逊对

一词解释

为“既不可无人统帅亦不可多人乱管”，也未找出一个 简略的汉语语词与之对应，但这个短语却真实地反映了 这个概念在西方历史上曾被赋予的一种内涵。 其三是没有指称对象或语言学里所谓“词位空缺”

详见方维规“东西洋考‘自 主之理

一文的专门分析。

第　５５　页

的情况。例如今天我们称之为“陪审（员）”的

一

词。编者先指出汉语里缺乏与之对应的语词（ ，然 后指出“ 乡绅”

有时候具有与

类似 的功能。 又如

者指出中国的衙门 （ “ 辩 护 人 ”）或

）没有

一词，编 （今译

（ 今“ 法 律 顾 问 ”） 这样的角色，

而有拟写状纸之人，称作“讼师”，即“词讼之师傅”。 讼师 、状师的 作用是 “包揽词讼” 。编者 还认为 ，“书 办”就是中国的法律家（ 以上可 见 ，在建立 中西 （英）之 间法律概念 的对等 关系时 ，编纂 者所努力从事的就是从传统 固有的汉语字 库里尽量搜寻 与英文语词对等的汉语语词 ；这种做法可 以理解 ，因为 在文化转换的过程中 ，或者 说当两个陌生 的世界相遇后 要以一种事物说明另一种事 物时 ，人们总 是会充分利用 已有的文化资源而避免创造 陌生的新词 ； 人们确信这样 会更加有效的达到理解的目 的 ，达到传播 文化的目的 ；即使在缺乏对应事物的情况 下 ，仍要以貌 似神非的比附 来确立不同事物之间的某种 关联 。可是 ， 这样的做法能否保证正确的理解是值得怀疑的。 从马礼 逊的字典当 中我们可以看 到 ，一些法 律语词 之间的对等关 系已经被确定下来 ，其中一 部分甚至直到 见天仍保留在 我们常用的法律语库当中 ；因此 ，这使得

第　５６　页

有些法律概念之间的固定联系，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 样晚。

四、用中文表述西方的 政法知识 （ 自

年代至

年以 前）

年代 ，随着更多新教传教士的

相继来华以及其传播文化设施和工具的准备，近代西方 文化输入的活动有了更为迅速的发展。在传教士用中文 编印的一些有关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等书刊里，也开 始有越来越多的内容丰富的近代西方的政治法律和社会 科学知识用中国的语言文字表述出来，它们主要附着于 这样一些知识载体： 《西游地球

马 礼 逊（ 叶，

（

见略传》

年 。这是一本述 及欧洲

政制、风俗习惯的游记。 麦都思，《地理便童略传》 叶，

年马六甲出版；这是一本讲述亚欧

来华新教传教士所编印的书刊目录，详见伟烈亚力的 ，上海

年出版。此外，熊月之

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亦有详细著录。

第　５７　页

非美国家自然和人文制度方面情况的读物。 米怜， 《全地万国纪略》

年马六甲出版。

叶，

郭实腊， 《万国地理全集》 （

） ，

初次发表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文章汇集，著于 年 间。

裨治文，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

年新加

叶，

坡坚夏书院版，署名“高理文”；修订本《亚美理驾合众国 志略》

叶，

再修订本《联邦志略》 年广州；

叶，

年上海。 祎 理哲， 《地球图说》 叶，

年宁波出版； 修订本《地球说略》

） ，

叶，

年。

麦都思，《东西史记和合》 叶，

订本 前有

叶，

年巴达维亚 （今雅加达） 出 版； 修

年马六甲出版，该书意在显示 西方公元

年文字记载的历史，并非中国才是文明古国。 郭实腊， 《万国史传》 （

郭实腊， 《大英国统志》 （ 年。

熊月之认为该书出版地应在马六甲

叶。

第　５８　页

郭实腊， 《古今万国纲鉴》 （ 叶， 新 加 坡， 章 之 再 版；

年， 此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表文 叶 宁波，

本， 《万国纲鉴》

年重印；麦嘉缔

叶， 宁波

培瑞校订

年。

郭实腊，《制国之用大略》 叶，论述良好政府之根本原则，

年（ ？）。

郭实腊，《贸易通志》 （ 叶，

年。这是一本专门讲述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

况的书。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 共出

卷

叶，马六甲 ，

期，

年， 主 要由 米怜 （署名“博爱 者 纂” ） 经 办并 撰稿， 这 是传 教 士创办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期刊。 《特选撮要每月记传》 卷， 巴达维亚，

年， 这是

麦都思 （署名 “尚德者纂” ） 继米怜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停刊后续办之刊物。 《天下新闻》 （ 年， 吉德 （

， 马六甲 ） 编。

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有关于来华外人所办刊物 的专门介绍。见该书第

至

页。

第　５９　页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年间在广州 （

年 以后 出 版地 迁 至新 加

坡） 出 版， 郭实腊 （ 署 名“ 爱 汉 者 纂 ”） 主办， 这是在中国境 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期刊。 以上这些出版物具有下面一些显著特点： 首先，这些书刊都是传教士用中文编写的 （不少都 得益于中国人的帮助），其中的文字大都用非常中国化 的语言、口吻或习惯写成，有些还时常引用中国的成语 或摘录儒家经典著作（如《论语》、《孟子》、《易经》、 《尚书》）里的语录，意在使中文读者从感情上和心理上 容易接受。 其次，它们绝大多数是在马六甲、巴达维亚或新加 坡等远离天朝政治统辖区域的海外印制而成，然后行销 中国大陆内地 ；只是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 ，传教士才得 以在口岸无所顾忌地印行他们的书刊。 第三，最初编写的多为关于世界地理方面的作品， 然 后 是 历 史 作 品 ，接 下 来 才 是 有 关 社 会 科 学 方 面 的 作 品；其原由在上文关于西方法学输入的条件和特点里面 已经讲过。 该刊已由我国学 者黄时鉴全整理并由中华书局于 所引， 均指该版本， 并简称《东西洋考》。

年出版。下文

第　６０　页

第四，上列大多数书刊经过了多次再版或重印，表 明这些书刊后来获得了不断扩大的阅读市场。 上列书刊登载了内容极为丰富的近代西方政法知 识。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一）世界上的国家及其名称 这些书刊对世界各国的位置、历史、幅员、人口、 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都有大量的描绘和介绍。要介绍外 界的这些事物，首先就要呼出其名。这些书刊涉及的国 名、地名巨多，不胜枚举。仅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 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所述及的欧美国名、地名 为例，即有：亚墨利加、亚墨理驾（美洲）；北亚墨利 加合郡、北亚米利加合郡（北美合众国）；亚米利加兼 合国、米利坚合邦（美利坚合众国）；英吉利（英国）； 耳兰地（爱尔兰）；佛兰西国、法兰西国（法国）；瑞子 国（瑞士）；西班呀国、西班雅国（西班牙）；葡萄雅国 （葡萄牙）；者耳马尼国（德国）；布路西亚、破鲁西国 （普鲁士）；阿士氏拉国、奥地利亚国（奥地利）；以大 里亚国（意大利）；南亚墨利加（南美洲）；都耳基国

（张锡彤） ，

关于此主 题的下述内容， 可参见拙文 “西方政法知识在中国的早期 传 播”一文 ， 《法 律科 学》

年，第

期

第　６１　页

（土耳其） ；大 尼 国（ 丹 麦 ）等 等 。 此外 ，还有亚洲 、非洲 、南美洲 许许多多的 国名和 地名，这里不再一一罗列。 国名 、地名虽似简 单 ，但称谓各 异的国名足 以使中 文读者渐渐生发出这样的概 念 ：世界上由林林总总的各 个国家组成 ，而不仅止于中 国一家 。实际上 ，国人眼界 的开阔 、外界各种知识的学 习和吸纳 、世界秩序观念的 重新建立 ，莫不以此为第一 块基石 ；国名以及西国政情 都是人们感性上容易认识和理解的部分，穿过这一层 面，才谈得上深入到西方政制原理这种抽象的意义世 界 ；换言之 ，惟有立基于此 ，国人才可能萌生近代主权 国家的概念，迈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二）有关欧美国家的政治情势与法制概况 在《东 西洋考》杂 志的新闻栏目 和有关的文 章里 ， 对英国 、法国 、西班牙 、德 国 、美国 、荷兰以及南美洲 等国自

世纪末以来 ，甚至最新发生的一些政治大事，

举凡国会辩论 、总统选举 、法令之颁布 、内外政策之制 定 、国内政局的动荡以及国 际利益之冲突等等 ，均有不 同程度地介绍或报道 ；其中 ，对英 、美 、法国的政治大 略，言之尤详。 如介绍当时英国的国势和政情说：

第　６２　页

仓

实，真可谓兴隆之际。

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开诸阻 挡，自操权焉。五爵不悦，争论不止。倘国要 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无力，百工 废而士农工商，未知尽心竭力矣。是以英吉利 良民不安，必须固执自主之利也。

“新闻”栏目中还经常报道有关英国议会开会的情 况。

其中一则消息报道了英国通过立法严禁贩卖黑奴

的事 情： 英吉利公会 ，立法定例 ，凡贩卖人口者 ， 其罪之重 ，如为海贼矣 。巡船常驶来航去 ，无 处不搜寻探访 ，所有载奴之船只 ，一遇着 ，即 捕掠押送，定是死罪矣。

）麦都思编写的《地 理便

早在嘉庆二十四年（

）出版的《察世俗每

童略传》一书以及道光 元年（ 《东西洋考》 同上，

参见同上， 同上， ，

年，甲午二月号，影印 本第 年，已未六， 第

页

页。

年 ，丁 酉十 一 ，第 年 ，丁 酉 十 二 ，第

页。

页。

第　６３　页

月统记传》第七卷里 ，就已经出现了介绍美国的由来和 政情的文字，前者以答问形式介绍了美国： 问：花旗国之朝廷如何？答曰：花旗国之 朝廷，略像英吉利之朝廷，都有两大会，治理 法律、粮税等事，惟花旗国无王，只有一人称 总理者治国家的事 ，在期四年 ，然后他人得 位 后者则简略述及了美国的建国历史： 花旗国，其京曰瓦声顿。此国原分十三 省，而当初为英国所治。但到乾隆四十一年 （ 按 ：即

年），其自立国设政，而不肯再服

英国。

这些大概是中文书刊里最早关于美国政情的介绍。 年代后期出版的《东西洋考》 里面对于美国政 治 、历 史 背 景 的 介 绍 不 仅 详 细 ， 而 且 篇 幅 甚 大 。例 如

年丁酉五月号有一文以问答的形式来解答“花旗 原书末见 ，此处转引熊月之， 前引书，第

页。

第　６４　页

国”为何国，首次介绍了美国自殖民地时期以来的历史 和政治，提到了波士顿倾茶事件、独立战争；描述了总 统、选举和公会制度。该文最后还盛赞华盛顿“此英杰 怀尧舜之德，领国兵攻敌，令国民雍睦，尽心竭力，致 救其民也。不美权而归庄安生矣。”同年丁酉六月号卷 首《侄外奉叔书》，借远离家国之侄致信叔父，又对美 国予以盛赞： 当乾隆年间，其列邦各自操权，而行宽 政，乃以民安，容各人任言莫碍。此居民不服 王君，而每省良民立公会，自选人才忠烈缙 绅，代庶民政治修举，然统理国会与列邦首领 之主，而治国纲纪。首领主在位四年遂退，倘 民仰望之，欢声载道，复任四年。百姓之所 悦，思能辨众，便超举为官，该国无爵，民齐 平等，惟赋性惠达，财帛繁多之主，大有体面 焉。……民之通商迄于四海，可谓之贸易洋溢 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遍有 居民，莫不知有花旗国矣。此旗之星，表其国 之列省，合为一国也。正开衅隙叛英吉利之 际，诸省民结党，效死执自主之理，由是国之 列邦而兴也。……

第　６５　页

年戊戌正月号还最早刊登了一篇介绍华盛顿生 平的专门文字《华盛顿言行最略》，记述华盛顿率民抗 击英军、独立建国的英雄事迹 自此以后，美理哥民自主操权，掌治国 也……良民知华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故立 之为国之首领主。……在位八年，治国如运于 掌 年丁酉 十一月号的一则新闻还及时报道了当年 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 此民自主治国，每三年（按：原文如此） 一次选首领主，以总摄政事。今年有一位称元 比林继承大统，盖其为历年勋旧之臣，胸怀大 志，腹有良谋者耳。

上，此指

一事

于

至

年间就 任美国第

届总统

第　６６　页

此外，还有大量关于美国国会开会情况的报道。 美国第一个来华传教士裨治文于

年用中文编写

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记述了美国从觅新土、分野 度 数 、创 国 原 由 、百 姓 自 脱 英 吉 利 之 制 、 开 国 以 后 史 略，直到原居苗人、户口、山川、土产、农田、工作、 贸易、国政、语言文化等各个方面，是完整介绍美国概 况的第一部著作。

年爆发大革命、

《东西洋考》对于法国

年

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拿破仑称霸、 推翻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等重大事件均屡有报道。 如： 佛兰西 国数年之先， 除位不义之帝 君，别 设王。……自旧王之除 以来，佛兰西人自主倜 傥，大开言路，自操其权。 法兰 西国 自道 光十 年（ 按：

年）至

今，此民自操权，擅自 立王而悦服矣。但有多 人甚愿推自主之理，莫不恨人之君焉

同上，

年 戊 戌 三 ，第

年戊戌九，第

页；

页 。

同 上，

年 甲 午 二 ，第

同上，

年丁酉正月 ，第

页。 页。

年戊戌四，第

页；

第　６７　页

乾隆五十四（按：

年）年该国大变，

国政混乱，肆无尊卑，世子皆逃。 法兰西国王，道光十年（按：

年 ），

干百 姓之誉， 庶民举首 望之，欲 为君焉， 遂驱 古王 ，而立之 矣。既是 如此，不 期其心志 与日 俱更 ，因欲肆 行操自主 之理、且 摄总权， 相争 辩驳，而民安焉。

年丁酉十一月号还刊载了一篇《法兰西国志 略》。该文对法国上自汉朝时归为罗马行省，“遵其律 例”；到宋理宗时路易九世“定章程，逐条按语，分晰 陈明，勘核案情，援引确当，务使法足蔽辜，不致畸轻 畸重”且“亲自遵守其律例”； 再到 国王 “招爵僧 民三 品会集”、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拿破仑登极称帝、 道光十年新王创立国家，都作了概略地介绍。 年丁酉八月号所载《霸王》一文，和同年十 月、十一月号上连续登载的拿破仑传记《谱姓拿破戾 翁》，最早比较完整地介绍了拿破仑的生平和业绩，称 “自今以往，诸国之霸，未有超于法兰西国拿破戾皇帝 同上，

年丁酉七月。

同上，

年戊戌四，第

页

第　６８　页

者”，把拿破仑比作像秦始皇或元世祖忽必烈那样的伟 人，“但拿破戾翁乃为霸中魁首矣”。传记中说拿破仑 “既好自主之理，与摄国之民权结友也”，其中的“民 权”一词，大概是文献中比较早地一个出处。 传记还首次粗略提到了拿破仑主持编纂法典的事 情： 拿破戾翁不顾人之言，终恃其兵力之强， 而擅自行作也。他之为人，实有超众之才，适 始掌治乱邦，帑空而庶民怀疑。然国之首领， 皆其王所管辖。于是设造新律例，先正其纲纪 之摧残，而后国家乃得稳当。

、德国、

上列之外，对 于西班牙

瑞

等国的政治大事也常有报道。

丹麦

典、

荷 兰、

除了新近的事情，有些文章还介绍欧洲的社会政治

同上，

年已未 六， 第

年丁酉七 ，第

页；

页；

同上 ， 同上，

年 戊戌六，第

页

年戊戌 四 ，第

页

年戊戌六，第

页

，

同上，

页；

页

年甲 午二 ，第

同

年丁酉三，第

年甲午二，第

页。

第　６９　页

递嬗的历史背景。例如《宗教地方》一文，缕叙欧洲基 督教会与世俗国家关系历史演变，上自周汉年间罗马民 操四海之权而降万人类，直讲到近代欧洲列国自大半脱 其权，并说这些国家“今知自主之理，藐视其吓唬，而 自主行焉

。 　 　

（三） 英美国家的议会制度 中文里关于英美国家议会的概念最早可能出现于 年代。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他编写的《地理便童略 年）一书当中，就已经讲到了英国和美国都 有 的 两 个“ 大 会（ ”见 上 文 ） ， 其 一 是“ 世 代 公 侯 之 会 ”， 另一个是“百姓间凡乡绅世家大族者之会”。这种“大 会”的运作的功能及其政治意义，用编者的话讲就是， “但凡要设新律，或改旧律，有事急或加减赋税，则两 大会必先商量之，然后奏与君上定意。如此国之大权， 分与三分，君有一分，众官一分，百姓一分，致君难残 虐其民，诸侯不能行霸，百姓不能作乱也”。 “世代公侯之会”和“百姓间凡乡绅世家大族者之 会”都是表述概念的短语，其定语部分颇能清楚地表明 该“会”的组成及其性质，但使用起来毕竟不便，后来 遂分别为“爵房”和“乡绅房”所取代。之所以不用 同上，

年戊戌三，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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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如爵会或乡绅会之类）字而用“房”字，可能是 为了避免这里的“会”与“大会”的“会”发生混淆， 如果真是这样，则可说语言创制者们已经有意识地区别 了议会概念与其内容所指的不同。不过，当时描述“大 会”这种政治形体的语词尚不稳定，在后来传教士编写 的作品里还有许多各色不一但又大同小异的译词，如郭 实腊的《东西洋考》杂志里面，就交替出现过“公会”、 “国政公会” “ 、 国 政 会 ”等 词 。 另外，在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年）

一书里，著者还使用了“会议”或“堂”来表示联邦或 州的议会；以“议事阁”和“选议处”分别表示参议院 和众议院。

此外，还以“统领”表总统；“副统领”

表副总统；在裨治文书里，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行政机构 也以“部”名之，他举出政府行政机构有“吏部”、“户 部 ”、 “ 兵 部 ”、 “ 水 师 部 ”、 “ 礼 部 ”，和“ 总 理 各 省 来 往 书札”的一个部等。 尽管如此，这些词并无妨于人们对西方议会机构的 理解；“国政公会”只不过是更加突出了“公会”的国 家机构性质；至少，它们所指的就是一个公共议政的权 力机关。

美

裨治 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十三，国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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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出版 的 《 东西 洋 考》 接 连 三期 刊

载了《英吉利国政公会》一 文 ，集中介绍了英国议会的 起源 、运作机制及其依赖建 立的政制原理 。该文说英国 国民很早就分为为 “五爵” 和 “良民”二等 ，两者 “不 得已而相持相扶” 。宋朝年 间 ，国政公会起 。此国政公 会之主为国王 ，自立操全国 权 ，任重贵大 ，能治其国 。 但若敛赋征收钱粮 ，必须与 国政公会并为议处 。倘若列 位不允 ，也不可纳税 。设使 公会弃顺效逆 ，国王就会申 谕饬众解散 。孟子曰 ，得道 多助 ，失道寡助 。英国也是 如此 。国王 发政施 仁 ，不 然就无计 可施 ，只得顺 从民 意 。 “国政 之公会 ，为两 间房 ，一 曰爵房 ，一曰 乡绅 房” 。爵房 、乡绅等权势甚 盛 ，国政在掌握之中 。遇有 紧要之事 ，公会计较辩论 ，不然事不成焉 。未经公侯乡 绅酌量定夺不能立法 。“公 会未废之 ，国主不弛法也 。 变通增减 、因时制宜之处 ，惟公会所办理 。然王可以或 屏弃、或允从也”。乡绅被民推升，不可捉，不可监禁。 他们钩民之誉 ，得民之志而 兴 ；失民之志而废 ，因此称 之为 “民之办理主” 。至于 爵房 ，只有公侯等世爵与国 之主教构成 ，各位财帛又盛 ，权势浩然 ，或自主而行 ， 或循国主而为 。故此大众与 乡绅对头 ，古时自操权 ，而 现今乡绅取民之誉 ，敢作敢 为矣 。总之 ，“公会总摄之 务， 为 英 国 自 主 之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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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七月号刊载的《北亚墨利加办国政之会》一 文，以管子的一段语录题头 ，借用一位寄寓北美经营觅 利的父亲给在中国的儿子写信的方式，详述了他闻见所 及的“民所立之政”，特别是“不立王以为国主，而遴 选统领、副统领等大职，连四年承大统”的总统选举制 度，结论是美国的朝政是“民摄总政，且操权焉”。 （ 四“ ）自 主 之 理 ”与 英 美 的 司 法 审 判 制 度 年代，在介绍欧美政情或政制方面的文章里 面，十分流行“自主之理”一词，且有推崇之意，那么 “自主之理”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东西洋考》的编纂者 关注到了这个概念，并发表 专文予以详解。

其 文曰

“我中国人慕英吉利国名，而未知其国家之政体如何。 余要解其意，又解不详晰，欲说其治，又说不畅达。故 引人信启之言。申明大略” 。可见要以中文来解释清楚 英国国体的根基所在，并不是十分容易的。 其一，“自主之理”是从“国基”的意义上来讲的， 它的基本含义就是“按例任意而行也。所设之律例千条万 绪，皆以彰副宪体。独其律例为国主秉钧，自帝君至于庶 人，各品必凛遵国之律例”。这实际是说国家治理要奉行 一切以法律为最高权威的法治原则，它具体表现在：

《东西洋考》

年戊戌三月号“自主之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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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设之例，必为益众者，诸凡必定知其益处。 一设则不改，偶从权略易者，因其形势不同，只推民之 益而变焉。情不背理，律协乎情”。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上自国主公侯，下而士 民 凡 庶 ，不 论 何 人 ，犯 之 者 一 齐 治 罪 ， 不 论 男 女 、老 幼、尊卑，从重究治，稍不宽贷”。 ）司法审判公开进行并由陪审员断定，“审问案 必众人属目之地，不可循私情焉。臬司细加诘讯，搜根 寻衅，不擅自定案，而将所犯之例、委曲详明昭示，解 送 与 副 审 良 民 ”， 由 其“ 议 定 批 判 ”。 臬宪俸禄丰厚，不敢收取陋规，人视之如见其 肺肝。真可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 总之，“此国之宪，不能稍恃强倚势，肆意横行焉。 设使国主任情偏执，藉势舞权，庶民恃其律例，可以即 防范。倘律例不定人之罪，国主也弗能定案判决矣”。 其二 ，自主之理与纵情自用迥然分别。因为人 “本 生之时为自主，而不役人也”，可人之情偏恶，心所慕 者为邪，故要以法律来约束人。人若犯律例，就私利损 众，则必失自主之理。另外，“设使愿拿住人物，而不 出宪票，以无凭据捉人，恐惧陷民，致卒役诬良受罪， 定不可也。必须循律例办事，而 不准

肆焉 ” 。

其三 ，自主之理意味着要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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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言路，任言无碍，各语其意，各著其志。至于国政之 法度，可以议论慷慨。若官员错了，抑官行苛政，酷于 猛虎，明然谏责，致申训诫警。如此露皮露肉，破衣露 体，不可逞志妄行焉”。 至于“自主之理”的价值，作者称赞说，操自主之 理，就会使国家大兴，贸易运物甚盛，富庶丰享，文风 日旺 。“如是 可知真理，又真理将释尔，可为自主 也。 此是天下之正道，天下之定理矣” 就该词的平义来讲，“自主之理”可理解为自己为 自己做主的道理或者原理。在《东西洋考》的有关篇章 里，该词基本上都在这个意义上加以使用。不过，由于 世纪的西方社会正处于民族国家日益兴起的动荡 时代，而且多少也由于文章作者的政治立场或观点的原 因，状写这种政治现实的这个概念的含义也并不固定， 有 时 视 其 为 代 表 “天 下 之 正 道 、天 下 之 定 理 ” 的 “国 基”，但有时恰恰用它表达一种“擅自做主”或“独断 专 行 ” 的 反 义 。而 从 以 上 半 文 半 白 的 文 字 当 中 不 难 看 出，其所阐发的“自主之理”的含义正是前者，而且作 为一个反映着历史运动趋势的概念，它就是今天我们所 讲 的“ 自 由 ” “ 、民 主 ” “ 、 法 治 ”这 类 概 念 最 初 来 到 中 国 时的混合形态。 “自主之理”的要义在于“按例任意而行”，与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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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 和限制恣 意有密切 关系因 此 ，理解 “自主之 理” 自然离不开对西方司法审判制度的介绍。

年《东西

洋考》戊戌八月号上发表的名为《批判士》的文章 ，对 按律科断的 “自然之理”大加论述 。该文意在表明无论 中国还是泰西各国 ，其在适用法律上追求 “揆诸天理 、 准诸人情” 、息争化俗而致于刑措的境界方面并无根本 地不同可是臬司独一人操权，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两种 情况 ，或者擅自恃势 ，援引断狱 ，得以意为轻重 ，任情 固执 ；或者偏憎偏爱 ，瞻顾情面 ，屡次累及无辜 。而臬 司无偏无党 、只知执法从事的很少 。那么如何除冤屈之 弊而立公道之理呢 ？这就是作者所推崇的英美国家实行 的一套司法方法： ……按察使按例缘由汇款通详察核 ，细加 诘训 ，搜根 寻衅 ，推穷义类 。究其 精微完 ，就 将情节明说 一遍 ，招众者细聆其言 焉 。然自不 定罪 ，却招笃实之士数位 ，称谓批判士发誓 云 ：谓真而 不出假言焉 。此等人侍 台前 ，闻了 案情 ，避厢 会议其罪犯有罪无罪否 。议定了就 出来 ，明说 其判决之案焉 。据所定 拟者 ，亦罚 罪人 ，终不 宽贷 。设使批判士斟酌 票拟不同 ， 再回厢商量、察夺。未定又未容之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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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审理案件时臬司不擅自定案，而通过 “副 审 良 民“ ”议 定 批 判 ” “ 。副 审 良 民 ”一 词 在 《 东 西 洋 考 》 中只出现过一次，指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陪审员，与 该文标韪“批判士”一词意思一致。大概文章作者认为 “批判士”一词更能表达“陪审”一词的原义，因而后 来选用了这样的表达。“副审良民”和“批判士”就是 “陪审”一词的最初来源。不过， 表达这个概念的类似 语词早在麦都 思的《地理便童略传》

年 ）里 就出

现了，麦氏称之为“有名声的百姓”： 在其国内有人犯罪，必须处治他，但不得 乱拿，有证据就可以拿解到官府前问罪。要审 之时，则必先招几个有名声的百姓来衙门听 候，官府选出六个，又犯罪者选出六个，此一 二人必坐下，听作证者之言，又听犯罪者之 言，彼此比较、查察、深问、商议其事，既合 意，则十二人之首，可说其被告之人有罪否， 若真有罪，则审司可宣刑罚；若该人无罪，则 审司可放释他也。 关于美国的司法制度，在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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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略》一书里面以“国例”、“国察院”表示宪法和联邦 最高法院，又以“司例”表示司法判例，说该司例“由 司自立，惟所属者则恪遵焉”，这是对美国司法审判中 “遵循先例”原则的最早表述。该书回避了直接表述今 所谓的“陪审员”或“代理律师”的概念，而把代理 律师描述为代人作状并同上堂代诉的“识例善言者”； 而“陪审员”则表述为地方“衿耆”。 （五）近代西方的监狱状况与狱政改革 《东西洋考》的编纂者显然注意到了清朝刑罚的残 酷，并力图以中文介绍西方近代的刑事制度，特别是监 狱制度的改革，以此来映衬中国的狱政有应加改变的必 要。由于当时尚不敢公开地触及现行政治的弊端，所以 编者采取 非常委曲婉转地文字表达此意。在

年戊戌

四月号的“论刑罚书”、五月号的“侄答叔论监内不应 过于酷刑”、七月号的“侄答叔书”、八月号“侄奉叔”、 九 月 号 “侄 复 叔 ” 这 五 篇 文 章 里 ，作 者 借 两 个 中 国 人 一个遍游异邦的侄子和他的从未巡步国外的叔父 的通信，连续讨论刑罚方面的问题。作者首先暗示 中 国 刑 法 的 严 酷 ，说 “查 国 （ 按 ： 即 中 国 ） 有 刑 法 律，其刑法，轻则笞杖枷责；重则徒流遣军，更有斩绞

美

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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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迟 、入于大辟嗟乎 ，世人何苦受其典刑”

接下来

便讲述西方国家的治罪处罚是如何进行文明改革的，而 且是主要介绍了英国著名慈善家和监狱改革家霍华德 年， 《东西洋考》的编者译为 “侯活”）毕生致力监狱改革的事迹及其著述的内容，叙 述 极为 详尽 ，实 际 上就是一部完整的关于霍华德的传 记。 “侄答叔论监内不应过于酷刑”一文主要介绍了霍 华德的生平大略。“侄答叔书”叙述霍华德游历俄罗斯 彼 得 堡 和 莫 斯 科 等 地 考 察 刑 罚 的 施 行 ，并 探 访 各 处 监 狱、医院的状况；详细描述了在那里所见到的施刑的残 忍暴虐、狱政的黑暗丑恶、牢狱的污秽陋形。“侄奉叔” 一文展示了霍华德于

年出版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

监狱状况》 （ ）一书的内容。“兹者其君子探视各监，业经走了 十二万余里并费银数千元，历所见各残忍暴虐之事，诚 恐人学而行之，故不尽说与人知。另有许多恶事，故作 书三卷，广布于天下，使人不敢为非”。卷一内论监内 之苦；卷二内言监内之恶规矩；其中论到“有英吉利四 千八十四囚犯，内二千四百乃是负债之人。自想，若一 人 被 禁 ，则 必 有 二 三 人 因 之 而 受 苦 ，若 以 二 人 之 数 计 之，则有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二人共之受苦矣”。卷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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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文明良好监狱的种种建议。“侄复叔”介绍了 霍华德所努力推动的西欧监狱改革的成就。“侯将监内 苦楚各情由，写书传与西边各国之王侯总督等，俾看之 者心中惊讶。故数十年间，王后总督各处之民，皆欲修 改监牢之例”。这篇文章的末尾还译载了道光十五年 年）英国颁布的一项关于监狱管理的法令，共 条。

这是中国近代法律史上最早翻译成中文的一部外 此十七条的内容是 ：一 、全国之监牢，皆要同一样治理 。二 、所定 之章程 ，必先交与内阁大臣阅览盖印方能照行。三 、设一位官员 ， 或一月或半月到监中查探各狱卒及各犯人之行为如何 。四 、监内之 犯人 ，除了做工及听人劝教之时，其余不许聚在一处 ，仍各归本房 内 。五 、不许犯人讲话 ，免滋生事端及犯狱之例 。六、不许放颠人 在监内宜加意恤怜之 。七 、不许狱卒勒索出犯人做工之银 。八 、犯 人所得之工，不得自私 ，交监内管库之人 ，为犯人费用。九 、犯人 日用之食物若干 ，必先对国内大臣说知代他允肯 ，给了印信 ，然后 日日照给 。十 、不许将银与犯人作柴米 。十一 、不许在监内食烟 。 十二 、若有新犯人 ，则在始初六个月 ，若无上宪之命 ，则不许他与 亲戚朋友等说话或书信往来 。十三 、除了睡房之外 ，不许犯人另有 别房闲坐 。惟有子之妇人 ，有两间可也 。十四 、不许狱卒人等借物 件与犯人 。十五 、如监内有五十个犯人 ，则必设一位先生 ，教他改 恶迁善 。十六 、又要请一位先生，教之读书写字 ，使日日记自己的 行为 ，俟释放之后 ，能为有用之人 ，和睦乡里 。十七 、若犯大罪之 人，则放他在一间黑暗的房内居住。以前所议之条款，今已遵行之。 惟英吉利王仍然差人前往各监牢探视 。试看还有何恶事，俾再妥为 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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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令。 上述可见，诸如法兰西国大开言路、民自操权、拿 破仑设造新律例；英吉利国政公会权势甚盛、未经公会 辩论，国王不得征税和立法 ，只要律例不定人罪、国王 就弗能定案判决的罪行法定原则，国主公侯以至士民凡 庶犯法一齐治罪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审判公开原 则并由“副审良民”议定批判的陪审制，霍华德致力推 动 的 近 代 监 狱 制 度 改 良 的 业 绩 ；美 利 坚 合 邦 “民 摄 总 政”、不立国王而选举四年一任的总统，以及“按例任 意 而 行 ” 的 “自 主 之 理 ” 等 等 这 些 内 容 十 分 丰 富 的 名 词、概念，早在鸦片战争 开端标志

它往往被视为中国近代史

之前就被介绍到中国来了 。这些文字强烈

地向人们传播了这样的一类概念：英国的国权掌握在由 “爵房”和“乡绅房”组成的“国政公会”；国王虽然有 权治国，可饬令解散公会，但未经两房商酌、论辩和议 处，国王不能征税，不能立法。美国不立国王而由民众 选举统领，任期四年；统领虽握有大权，但责任重大， 不得滥用“力能”而损害无辜；地方之事由民众按四万 比 一 的 比 例 选 出 的 人 代 办 ，并 再 由 各 地 选 出 二 人 组 成 “政会”代办国政，民有要事提出或要求订立新法，由 秉政各位商讨、辩论，决定成与不成。而这些秉政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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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论、行为都要接受民众严格的监督。所有这些，概 括起来就是“民之办理主”或“民摄总政”。在传达这 些概念的同时，用中文表达西方近代民主概念的若干语 词在这里已具雏形，这些概念后来在一些有地位、有身 份的中国读者的著作里得到了回应，也因此而得以为自 身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国政公会”、“国政会” 后来被简称为“国会”，沿用至今；“爵房”和“乡绅 房 ” 即 今 天 所 讲 的 国 会 上 议 院 和 下 议 院 ； “统 领 ” 即 统”；“民之办理主”则从字面上表达了后来简称为 “民主”一词的原始内涵。 最初用中文表述的西方政法知识的文字还比较粗 糙，尚不具有专业的、系统的输入水平，但许多的内容 都是第一次在中文文献里出现的，以其开风气之先而具 有独特的价值。那些听起来仿佛就像天方夜谭一样的新 的信息，对于长期处于封闭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的中 国人来说，无疑有其深刻地启蒙意义。 世纪上半叶是西法东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 要阶段。在国人睁眼看世界之先，那些首先掌握了中国 语言文字的新教传教士通过编印书刊等途径，最早向中 国传入了内容相当丰富的西方政治法律方面的信息；而 近代中国输入西方法学的进路亦以此为嚆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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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译出夷律

一、所有问题必须以英文本为准 在中英爆发战争冲突之前，承载着英美政法信息的 中文文字既已大量出现。这些文字传播的意义不仅在于 要使中国人“知其国之权势，识其民之财帛”，同时也 在构织着 一种强势文化的世界

欧罗巴为四洲之魁，

英吉利又是魁中之首，“统制所属者，不独在欧罗巴之 洲，而普天下四方握国也”。

这种口气 ，已是在向天

朝上国的权威地位发出全面挑战的警报了。 年

月

日，英国派往广州的首席商务监督律

劳卑在写信英国首相格雷伯爵的信中说：

《东西洋考》

年 戊 戌 五 月 号“ ，欧 罗 巴 列 国 版 图 ”。

《英国档 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第 《英国档案》。

页，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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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政府在思想上极为愚蠢而且在道德上 极为堕落，梦想他们自己是世界上惟一的民 族，完全不了解国际法的原理和实践 ，所以该 政府不能够由文明国家按照它们中间所公认的 和实行的那些规则加以处理或对待。

为此，他建议英国对中国采取一种强硬措施，迫使 中国开放贸易。 律劳卑在这里所抱怨的，根本上是令他们感到按西 方的国际法准则与中国交往时根本无法接受的那一套不 平等的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关系，首先表现为在那些必 须由汉语书写的文书里面显示彼此尊卑地位以及交往性 质的“歧视性”语言；“禀”字正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长期以来，外国人向中国朝廷递交官方文书，必须 先由皇帝身边的翻译或是通事译成中文，然后再予转 交。按照天朝的惯例，外人既不能提供中文文本，也不 能直接递交 。

连接递交者与接受者这种关系的文书称

禀贴”，递交文书者的行为叫“禀报”，反之，在朝廷 发回的文书里面，同样充满着这类表示地位差异的“歧 其典型事例是英使马戛尔尼与乾隆皇帝交往时所遇到的一系列语文 转换上的问题。参见《停滞的帝国》第

章及其它 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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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性”言辞（如“谕”）。总之，外邦及其文化都是下位 的、落后的概念；朝廷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则都是上 位的、优越的概念。当英国人知晓“禀”字的原本意义 后，是断不能接受中文世界所赋予他们的这种卑贱境状 的描述的。他们认为，作为代表英国官方的身份在与清 政府打交道时，根本不应该像中国政府的下级官员给上 级官员写报告时那样使用“禀”字。于是，语言、观念 的差异与商业利益的争夺交杂在一起，两个世界的碰撞 和冲突也不可避免地随之发生了。 年

月

日英国的海军上校义律在致本国外交

部巴麦尊子爵的信函里首先 表示 ，他今后在致中国政府 的文书里 ，将不再使用 “禀 ”这个带有歧视性的词语 ；

其理由主要来自语言 学上的论据

他曾就清政府的下

级官员致函主要省级官员的 格式以及区别他们相互之间 通信的那些词语的含义咨询 了英国在华商务监督署的汉 文秘书兼译员马儒翰 。马儒 翰是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 士马礼逊的次子 。由于有他 父亲的便利条件 ，也懂得汉 语 。他从他父亲编辑的那部 字典中摘出该字的解释并答 复了义律提出的问题： 三品以下掌握低级管辖权的所有官员 （他 们中间级别最高者可以被认为相当于法国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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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县长 和区 长） ， 在致 函主 要 省级 官员 时， 使 用 “禀 ”字 ；他 们 从那 些主 要 省级 官员 那里 收 到的信件则称为“谕”。

在提供的这份证明的同时，马儒翰还借机表明了他 与义律在关于用字问题上的一致立场，并委婉地为他的 顶头上司鸣不平：“这些就是外国人在与该国政府的通 信中一直使用的字眼；两广总督于 爵使用‘

年要求律劳卑勋

’字。 ”

英国对此的反应是，在今后致中国政府的书面信件 中作出用字上的改变，并不是产生于英国方面对于中国 的任何不尊重情绪，它“只不过是由于英国既定惯例的 结果，英国既定的惯例不允许英国国王委任的一位官员 向任 何其他君主委任的一位官员如此写信”

显然，

英国政府支持了这种见解和据此采取的行动。 以上 所引，均见《英国档案》上，第 （第二部第一册第

页。 马礼逊的《字典》

页）对“禀”字的解释是：“禀” ，通常被用来

表示向上级清楚说明任何事情。 禀 ”是向上级陈述，不论是口头的 或书面的 ，不论是请求某项事情或提供有关的情况 ，而且也不论是 老百姓对一名政府官员或一名下级官员对高几级的一名上级官员 。 ……命令被称为“谕”，政府中的上级官员用该字眼表示他们给下级 官员或老百姓的命令。 同上， 《英国档案》上，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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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律在拒绝使用“禀”字的同时，曾试图选用某些 中性的语词，如“代呈”或“敬上”这样的字眼，

但

未获成功。当他向两广总督正式提出，根据他本国政府 的指示，希望本照会末尾的签名人写信给阁下时不要再 继续使用“禀”字，并表示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不尊重 阁下崇高的尊严”时，

立即遭 到了两广总督毫不客气

地拒绝，两广总督不仅退回了他的公文，而且告知他 说，他的那些改变是不被允许的。 此后，义律拒绝接受广州知府给他的内容上写有 “谕” 字的信； 而他送交两广总督的信 ” 字的困难， 信未封 口

为了避免书写

同 样立 即被 退了 回来 。一

方为了维护女王统治下的英国国旗的荣誉而拒绝接受任 何在他们看来属于侮辱性的字符；而另一方则坚持天朝 大国皇帝的强制性命令， 除非来信写有 “禀” 字， 否则便不 能接受，双方由此陷入了更加紧张的对峙状态之中。 随着战争的爆发，英国方面公开了其对于中文权威 地位的全面彻底地否定态度；并决心把描述和解释对华 关系的语言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其间，英国外交部 巴麦尊在给侵华英军司令官懿律和义律的信函里反复要 同上，第

页。

同上，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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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着重 号为 笔者所 加） ： 你们应当使该译本（指巴麦尊给中国大臣 的信件及其中文译本）尽可能译得准确些，不 必违背英文措词的特色，而且不采用任何中国 语言的形式 ，因为它也许不会像通常可做到的 那样忠实和简明地翻译出英文原文的意思。 你们应注意坚持英文的表达方式，而且为 了防止将来产生任何疑问，关于正确解释条约 可能引起的所有问题必须以英文本为准。 你们应当注意，为两国政府各准备一份用 英文和中文写成的原本，……我几乎无需向你 们指出，两种文本应在两国文字的特性所许可 的条件下，彼此完全相似，这是多么重要的事 情；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们在准备中文 译本的时候，应予以最仔细认真的注意。

尽管英国方面原有把“所有问题必须以英文本为

同上，下 ，第

页。

同上，第

页。

同上，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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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这一点写进条约的考虑。

可是在解决冲突的全部

过程中，无论是条约中英文本的构设，还是对于谈判双 方意见的互相传达，无一不是在英人的一手包办之下完 成的，这个事实的价值已然超出了这一条的文字性规定 的意义。由于马儒翰 兼译员

他是南京谈判英方的汉文秘书

的中文能力，英国人完全控制了向清政府要

价和解释其合理性的一切机会。英国人所希望谋求的各 种利益，在英文和中文左右逢源、任凭己愿的表述当中 得到了实现。就这样，一种话语霸权推翻了另外一种话 语霸权；一种不平等被另外一种不平等所取代。 道光二十二 年七月二十四日

年

月

日 ）中

英之间正式签订了《南京条约》，自此以后，中西官方 层面的交往在语言方面发生了三个重大变化： 其一，在官方的外交文书里废止使用外人认为的那 些“歧视性” 用语，如带有“禀 的表述 。 《南京条约》第

“ 藩 ”、 “ 夷 ”等 字 样

条最早确立了“随名位高下”

在 签 订 条 约 之 前 ，英 国 方 面 即 准 备 好 了 “拟 同 中 国 订 立 的 条 约 草 案 ”， 该草案第

款规定“本条约用英中两国文字缮写；两种文本缮

写后，彼此附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单一的文件。该文本准备两份， 由缔约双方全权大 臣签字 ；各方保存其中已签字的 一份 。但双方特 此同意并议定：如果任何时候对本条约的任何部分的解释发生疑问， 应以英文本为准。”同上，下，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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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对等关系的用字原则： 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 员，与大清大臣无论 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 样； 英国属 员，用 “申陈” 字样； 大臣批 覆用 “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 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禀 明”字样为著。 这条规定第一次以条约的形式否定了反映朝贡体制 下具有专门含义的用字 ；在两年后清政府与美国和法国 订立的条约中也加入了同样内容。 《望厦条约》（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

不过，这种规定还 年

月

日）第

条

规定。“嗣役中国大臣与合众国大臣公文往来 ，应照平行之礼 ，用 ‘照会’字样。领事等官与中国地方公文往来，亦用‘照会’字样。 申报大宪，用‘申陈’字样。若平民禀报官宪，仍用‘禀报’字样。 均不得欺藐不恭，有伤公谊。……” 《黄埔条约》（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

年

月

日）第

款规定，“将来两国官员、办公人等因公往来，各随名位高下，准用 平行之礼 。佛兰西大宪与中国无论京内 、京外大宪公文往来，俱用 ‘照会’；佛兰西二等官员与中国省中大宪公文呢往来，用‘申陈’， 中国大宪用‘札行’。两国平等官员照相并之礼。其商人及无爵者， 彼此赴诉，俱用‘禀呈’。佛兰西人每有赴诉地方官，其禀函皆由领 事官转递 ，领事官即将禀内情词察核 ，适理妥当 ，随即转递，否则 更 正 ， 或 即 发 还 。中 国 人 有 禀 赴 领 事 官 ，亦 先 投 地 方 官 ， 一 体 办 理 ”

第　９０　页

仅仅是纸面上的，它并不意味着“歧视性”语言时代的 彻底终结，而只是刚刚开始；因为根深蒂固的观念和长 期形成的指称习惯，不可能随着一纸条文的出现而消失 净尽。事实上，到了

年的中美《天津条约》，依然

在继续重申过去的规定 （第 《天津条约》第

款）；而同年订立的中英

款还规定：

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 民，自不得提书“夷”字。 可见 ，这一扭转经历了大约

多 年的 时间 ，直 到

“洋务”概念出现以后方才稳定下来。 其二 ，允许中外人士之间不受拘束地学习彼此的语 年的中美《望厦条约》第

言。

条规定：

准合众国官民延请中国各方士民人等教习 各方语音，并帮办文墨事件，不论所延请者系 何等样人，中国地方官民等均不得稍有阻挠、 陷害等情；并准取采买中国各项书籍。

年中美《天津条约》第 内容。

款又重申了上述 的

第　９１　页

此外，中法《黄埔条约》

年）第

款 也规

佛兰西人……亦可延请士民等教习中国语 音，缮写中国文字，与各方土语，又可以请人 帮办笔墨，作文学、艺术等功课。……佛兰西 人亦可以教习中国人愿学本国及外国语者，亦 可以发卖佛兰西书籍，及采办中国各样书籍。

至此，康乾之际中西恶交以来禁止外人学习中国语 言和禁止中国人学习外国语言的祖宗成法被打破，它意 味着来华外国人可以购买中国的书籍、可以学习中国的 语言、可以聘请到教他（她）们汉语的中国人，因为中 国人可以免除由于教授外人汉语而将被治罪的顾虑。但 最重要的，还不在于这些规定使外国人可以公开、放心 地学习中国文化，而在于它保障了外国人在对中西文化 的判断、比较以及进而解释中国文化方面的优势地位； 而这种优势地位又从客观上为西方各种知识的输入和进 一步地传播铺平了道路；条约口岸也因而很快发展成为 中西合作从事文化活动的基地。例如，王韬正是在这样 的社会背景下开始他的“佣书”生涯，与英国著名传教 士麦都思、伟烈亚力、艾约瑟、理雅各等人长期合作从

第　９２　页

事文化交流活动，最终成为活跃于沪上的文化界名流和 早期著名的改良思想家。 其三，结束由外国人提供外交文书中文文本的状 况，迫使中国方面学习外文和培养自己的译员。 月

日中英《天津条约》第

年

款规定：

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子书写，暂时仍以汉 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 悉，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 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 在次日与法国签订的《天津条约》里也以专款规定 了同样的内容。

这条规定旨在要 求中国方面具备与对

方同样的语言交流能力。从逻辑上讲，若此，则横亘于 双方之间的语言障碍即可消除，而彼此的交往似乎也有 该条规定，“凡大法国大宪、领事等官有公文照会中国大宪及地方官 员 ，均用大法国字样，惟为办事妥速之便 ，亦有翻译中国文字一件 附之，其附件务尽力以相符 ，候大清国京师有通事谙晓且能译大法 国言语 ，即时大法国官员照会大清国官员公文应用大法国字样，大 清国官员照会大法国官员公文应用大清国字样。自今以后 ，所有议 定各款 ，或有两国文词辩论之处 ，总以法文做为正义 。兹所定者 ， 均与现立章程而为然。其两国官员照会 ，各以本国文字为正 ，不得 将翻译言语以为正也。”

第　９３　页

可能在对等的条件下进行。但其实不然，因为所有这一 切并不是在“零点”状态下发生的，而以英文作为评判 文词冲突的“正义”，无疑否定了中国语言的价值和独 立地位，并在进一步强化英语的主流地位和文化霸权意 识。 综上 ，“禀”字以及相关概念上的冲突根源于西方 近代主权国家平等交往的概念与天朝相沿数千年不变的 夷 夏 观 念 之 间 的 严 重 对 立 。从 “禀 ” 字 的 废 弃 到 “照 会”一词的使用，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 的开始。自此 ，中国被迫走进国际社会，所有这一切， 都为西方主权概念在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近代西方 的国际法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首先走进中国的。

二、译出“各国律例” 林则徐和鸦片战争在历史上所以闻名，不仅在于这 次战争的后果对中国社会的进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还 在于由于这次冲突，国人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关注外情， 关注西方的知识；作为其中一部分内容的西方法律知识 也由此展现于国人的眼前。 出于鸦片贸易对清帝国的威胁日益严重，

年林

则徐奉钦差使粤，查办烟案，其间在广州组织翻译了瑞

第　９４　页

士著名外交家和法学家滑达尔

（ 又 译 作“ 发 得 耳 ” 、

“瓦泰尔”等）的国际法著作 ，于是 ，透过鸦片战争的 硝烟 ，中国官员第一次朦朦胧胧地看到了西方的近代法 律知识。 林则徐并不懂 得英语或者任何外语 ，不可能自己亲 自去处理一套陌生的字母 、符号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 滑达尔的国际法书是如何被发现的 ？林则徐为什么要组 织力量来翻译这部著作 ？是谁承担了翻译任务 ？译者是 如何把由西文承载的一种知识用中文表达出来的 ？或者 说译文的质量如何？等等。 有关林则徐组 织翻译滑达尔的国际法 著作一事 ，素 为中 外学者所 重 ，如张 锡彤 、徐中约 、杨国桢 、丘宏 达 、王铁崖等人在他们的相关论著中对此都曾给予过很 大的关注；特别是中山大学王维俭于 则徐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考略》 鲁纳（ 国》

年 发表的《林

和挪威奥斯陆大学的

博士新近发表的《万民法在中 ：

有些法学作品常将滑达尔的国籍写作“瑞典”，是为讹误。 国外有学者认为早在

年代中俄之间围绕尼布楚条约谈判时即已

涉及西方的国际法问题，但此事缺乏中文史料的记载，尚难断定。 《中山大学学报》

年第

期。

第　９５　页

）

这两篇论文，对于上述问题进行

了非常深入地研究：前者集中考证了译者的身份背景， 并通过对大量中外文献史料细致入微地分析和比较，准 确地判定了中译文与原文本之间的对应关系，对译文的 质量以及这次翻译的历史意义也提出了比较客观 、恰当 的评价 。后者以近代西方国际法引入中国的历程作为背 景，着重从语词分析的角度对译者在翻译中运用的术语 和技术进行了精湛、细致地对比和剖析 ，由此展示了译 者在从无先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跨文化理解和表达上所 面临的困境和彼此不同的选择。该文作者还结合《海国 图志》各版修订中存在的疑问，提出了许多极富有启发 性的论述

这两篇论文，代表了目前有关这一研究领域

的最高水平。 根据他们的研究，我们知道滑达尔于 首次出版的《国际法》 （

年以法文 ）是流行于欧

美法学界和外交界的一部名著 ，尤其是在

世纪上半

叶，它成了外交官和领事官必读的经典 。该书出版后旋 被译成 多种文字；自 年，其间英国至少有

年首次出版英译本后，至 个 版 本而 在 美 国至 少 有

本；汉译文所依据的原书是经过奇蒂（ 载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外法学》

）年 ，第

个版 ）校

卷，第

期。

第　９６　页

注的英译本《国际法，或运用于国家和主权的行为和事 务上的自然法原则》 （ ，

） ，非 法 文 本 ，此 其 一 。 其二 ，翻译滑达尔《国际法》的工作至少 、或主要 是由林则徐幕 下的译员之一袁德辉和美国 传教医生伯驾 二 人完 成的 。袁 德辉 是 四川 人 ，大约 出生 于

年，

年代曾先后在槟榔屿天主教学校和马六甲英华书院 学习过拉丁文 和英文 ，后经推荐任清廷理 藩院通事 。伯 年来华后不久即去新加坡学习中文，次 年末在

驾于

广州开设医院 ，在当地颇有声誉 。他曾致 信林则徐建议 应了解外国的法律和订立条约以解决 中外争端。

夏秋之际与林则徐有间接地往来；

月至

年

月初 受林则

徐的委托翻译 了滑达尔书中的一些章节 。以后还曾为林 则徐英译过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信件。 其三 ，无论是袁德辉还是伯驾 ，他们都只翻译了有 关“战争及其附带的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

原

书中包括正文 和注释在内的若干片段 ，其 中并有归纳性 的意译及间或 夹杂的个人评论 ，而非滑氏 一书的全译 ； 年 第

页。

月。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第　９７　页

其中伯驾译文的标题《滑达尔各国律例》取原著的正 题，而袁德辉的题目《法律本性正理所载第三十九条》 为原著之副题，二篇译文均来自原著大致相同部分的内 容，后同时被辑入魏源《海国图志》

年增订为六十

卷本的第五十二卷“夷情备采”中的“译出夷律”小标 题下和

年增订百卷本的第八十三卷当中。

滑达尔《国际法》著作之被汉译 ，与林则徐对外情 的高度重视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它是林则徐出 于对英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而采取的尽可能获取各种 外界信息 、寻求“制驭准备之方”的一个结果 ，这一点 从仅仅摘译滑达尔书中的相关内容便可得到证明。 林则徐从北京出发时就带了二名翻译，一个是袁德 辉，另一个是“会同四译馆”的老译员亚孟，他的父亲 是中国人，母亲是孟加拉人，他本人曾在印度 的英国教区受过教育。到广州后，林则徐又招募了当地 的两个懂英语的中国人，一个是年轻的林阿适 ，他曾于 魏源编辑的《海国图志》问世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

年

月 ） ，初 版为 五 十 卷 ，并 未辑 录 滑氏 的 国际 法 译 文 。另 外 ，在 年 增 补的 百 卷 本 里 ，译 文 所载 卷 八 十 三删 除 了 “译 出 夷 律 ”这 个 小 标题 。关于《海国图志》一书的全本 ，今有陈华 、常绍温 、黄庆云 、 张廷 茂 、陈文 源的校 注本 ，共 三册 ，湖南岳麓 书社 书所 用即指 该版本 。

年初 版 。本

第　９８　页

到

年间在美国康涅狄 格

的一家专收外

国学生的学校读过书，但英文水平不高。另一个是梁发 的儿子梁进德，他曾在布郎之前的马礼逊教育会所办的 学校读书，后在澳门为美商做事， 雇佣为口笔译员。

年

月被林则徐

总之，林则徐尽可能地组织起了一

个能够收集和处理外界信息的秘书班子，这些人员可能 是 当 时 清 帝 国 所 能 调 用 的 极 少 的 知 晓 英 语 的 译 员 。此 外，为了收集资料或者为了谨慎地完成某些重要文件的 翻译工作，林则徐还间接借助了其他外国人（主要是美国 人） 的帮助， 如 伯 驾、 亨特等。 通过他们工作， 林则徐获得 了 从 当 时 澳 门 或 广 州 出 版 的 报 纸 （如 ）的

） 、慕 瑞（ 《世界地理大全》 （

，

年伦

敦出版）以及其他外国书籍里摘译出来的大量信息。他 后来曾将自己了解外情的途径和经验作了这样的总 结：

关于林则徐幕下的翻译的情况记载于

的

等史料，我在这里依据的是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 的形成》一书中综合出 来的材料，见该书第 参见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一），第 答奕将军防御粤省六条》 页。

页。此外，还可 页。

年） ， 载《海国图 志》卷八十， 总第

第　９９　页

其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各国夷人所聚， 闻见最多，尤须密派精干稳实之人，暗中坐 探，则 夷情虚实， 自可先得 。又有夷人 刊印之 新闻纸 ，每七日一 礼拜后， 即行刷出， 系将广 东 事传 至 该国 ，并 将 该国 事 传至 广东 ， 彼此 互 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阅 看 ，而 华 人不 识夷 字 ，亦 即 不看 。近 年 雇有 翻 译 之人 ， 因而 辗转 购 得新 闻 纸， 密为 译 出。 其 中 所得 夷 情， 实为 不 少， 制 驭准 备之 方 ，多 由 此出。虽近 时间有伪托，探虚实可 以印证，不 妨兼听并观也。

从 他 的 叙 述 中 不 时 使 用“ 密 派 ” “ 、暗 中 坐 探 ” “ 、密 为译出” “ 、探 虚 实 ”等 用 语 可 以 看 出， 林则徐把采购外 文报纸、书籍完全看成了一种刺探敌人情报的行动，它 构成了反侵略斗争策略的一个部分。从抵御外侮，力争 做到知彼知己的方面看，林则徐的举动实属难能可贵。 不过支配这种举动的观念在今天看来，也颇为可笑，因 为这里所讲的书报都是公开发行的，而英军侵华的真正 意图和军事行动计划也是根本不可能发表在这些新闻出 版物上面的。清朝官员一方面严禁外人传播他们编印的 各种书刊，可另一方面又把外人本不禁止的那些书刊视

第　１００　页

为密不可得而又要设法获取的东西（尤其是外文书刊）， 这种奇怪的心理只能说明一点，即清代官员完全生活在 自己想象的世界之中，对外界的情况实在是一点儿也不 了解。这种现象即使在

年后总理衙门关于出资支持刊

印《万国公法》奏折里面仍能看到。然而也正是基于这 样的一种奇特的认识，西方的各种知识得以越过自己为 自己设置的障碍而进入中国。 无论如何，当时在广东的外国人注意到了林则徐的 这些一反常态的举动；他对外国知识的开放态度也博得 了外文媒介的好评： 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 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犹如我等至今 未知利未亚洲内地之事。……中国人果要求切 实见闻亦甚易，凡老洋商之历练者及通事引水 人 ， 皆 可 探 问 。无 如 骄 傲 自 足 ， 轻 慢 各 种 蛮 《海国图志》卷八十一，夷情备采一，载《澳门月报》一“论中国”， 注曰：道光十 九 年 及 二 十 年 新 闻 纸 ，两 广 总 督 林 则 徐 译 出 ， 中 有 四

条曾附奏进呈。见岳麓本，下，第

页。另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

刊《鸦片战争》二（新知识出版社

年第

页）所载，与此处

所引相关句表述略有不同：“有几个夷人，甘心情愿广中国之知识， 将英吉利好书卖于中国，俾有翻译人员译出大概之事情。”所引资料 注为

年

月

日“澳门新闻纸， ， 。

第　１０１　页

夷，不加考究。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 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 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亦有他国夷 人，甘心讨好，将英吉利书籍卖与中国。林系 聪明好人，不辞辛苦，观其知会英吉利国王第 二封信，即其学识长进之效验。 有材料表明在

年代前后，广州的夷情在一定程

度上受到了朝廷的关注。袁德辉因学过英文和拉丁文而 年底被召到北京的理藩院任通事，此后曾于

于

年夏和

年两次来广州执行收集外国书籍的任务。

联系到上面的引文中所说的一些情况，笔者推测：滑达 尔《国际法》一书的发现、获得和引起林则徐的注意， 不仅与袁德辉有关，还和伯驾或者别的某个美国人，如 曾为林翻译致英王信件的亨特、为林则徐提供马礼逊全 套字典的裨治文等人有关。而将“好书”卖给中国人一

（中译本） ， 第 参见 美 亨特《旧中国杂记》

页。

第　１０２　页

事，确曾引起了某些外国人的注意。 在中国近代法律史上，滑达尔《国际法》一书之汉 译，是有明确史料记载的近代西方法学专门著作的最早 汉译，也是我们考察早期汉译西方法学用语十分难得的 一份材料。关于译文中所使用的术语和表述，具体来讲 就是两位不同的译者在没有可资借鉴的先例或模式的条 件下，如何建立从西方语言到中国语言跨文化地转达国 际法术语和概念的途径，是令人极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对此，挪威学者鲁纳已经展示了他的精湛的研究成果， 详细内容可以参见他的论文《万民法在中国》。下面只 对其中尚有可作探讨之处略加关注。 伯驾译文的标题“各国律例”作为一个词，并不见 于中国的古代文献。《唐律疏议》中关于“化外人相犯” 王维俭推测，是袁德辉发现滑达尔的国际法著作的。但未考虑提供 该书方面的情况。笔者以为，提供书的应当是美国人：其一，清朝 与英国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不会考虑直接向英国人搜集资料。其二， 英美两国之间互有矛盾，而当时的清朝官员对美国人也有较好的印 象，因此舆论所说的“甘心讨好”卖书给官府的外国人当指美国人。 其三，按照西方人的观点，滑达尔的书是欧美外交界的必读经典著 作，当然属于“好书”之列。其四，伯驾在致林则徐的信中曾提及 应了解外国法律以处理争端之事，如果林看到此信，无疑对他了解 国际法的内容，并用它来处理对外交涉会有所启发，也因而有可能 向伯驾或其他美国人进一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第　１０３　页

一条，有“本俗法”一词，意指诸 “藩夷之国”的“本 国之制”或其“俗法”，

与今天所讲的外国法一词的

含义相当。伯驾此处为表示

这样一个概念

而用“各国律例”一词，这种连结对应关系显然是过去 不曾有过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各国律例”本身就是 一个法律新词，至少它表示了一个与本国的“律例”有 所区别的新的概念，而且从译者的本意来讲，他所提供 的是今天用以表示“国际法”概念的一个雏形。不过， 若按今天的眼光，“各国律例”一词的意思依然含糊不 定；因为仅就中文字面来讲，它究竟是指各个国家（内 部）的法律，还是各国之间的法律呢？再从该词的背景 来看，

一 词来源于拉丁文

（今译

“万民法”），它是罗马法学家用来指在处理罗马公民与 外邦人之间的案件时所适用的法律的一个概念。显然， 用这个词来指称滑达尔的国际法概念尚有局限。这或许 是后来丁韪良从事翻译时放弃“各国律例”而改用“万 《唐律疏议 名例律》“化外人相犯”条曰：“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 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疏议曰“化外人”，谓 藩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 必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 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见刘俊文点校本，中华书局 年初版 ，第

页。再斯当东将“化外人”一词译作

《大清律例》英译本第

页及译者对该条所加的注释。

，参 见

第　１０４　页

国公法”概念的一个原因（详见第四章）。 “权利”一词是中国近现代法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那么“各国律例”的汉译工作是否曾经涉及这个词的理 解和表达方面的问题呢？过去由于只能见到中文译本而 无法对此加以观察。现在有了确切的英文原本，这为我 们的研究提供便利。

通过对中英文本逐 一地排查对

照，结果令人兴奋：原文当中有多处出现今天通译为 “ 权 利 ”的

以及有可能汉译为与“权”字相关的一

些组合词语，如

（权力） 、

（权威）、

（主权）等，而这些英文概念当时是如何用中 文来表达的呢？ 为便于分析和说明，下面就把滑达尔原文中含有 以着重号标出）以及相关语词的段落摘录出来， 并依次列出与之对应的伯驾译文和袁德辉译文。 例句 原文： ，

伯译：尝思各国皆有当禁外国货物之例，其外国亦 笔者感谢鲁纳提供的滑达尔《国际法》英文本相关段落的复印件。

第　１０５　页

不得告诉委曲而违此禁，亦不得以仁情推辞。 袁译：各国有禁止外国货物，不准进口的道理。 例句 原 文： ［…］ 伯译：打仗者，是我们出于不得已，强逼而应有此 事也。 袁译：兵者，是用武以伸吾之道理。 例句 原 文： ， ， ，

，

，

伯译：今我说此应想一想于自己，但如英吉利国 王，不与大臣同行事，虽用钱银，不逼百姓守兵械。他 们为打仗，据实是必议大臣同行，与索军粮。 袁译：英吉利王无有巴厘满衙门会议，亦不能动用 钱粮，不能兴兵，要巴厘满同心协议始可。 例句 原 文：

第　１０６　页

， ， ， ， ， ，

伯 译（ ：无 此 译 文 ） 袁 译 ：如 此 ，惟 国 王 有 兴 兵 的 权 。但 各 国 例 制 不 同，英吉利王有兴兵讲和的权，绥领王无有此权。 显然，在上面四个例子当中，原文里的

一词在

伯驾和袁德辉的译文里面均未译作“权利”，而是各以 其它的方式予以表述。意大利学者马西尼（ ） 指 出 ，在 伯 驾 的 译 文 里 ，英 文 “例” 。

这根据的是上面例句

一词被译作

里的第一句话作出的一

种判断。的确，仅就这个句子的形式来看，

与

“例”都是名词，它们之间也似乎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 系。然而就原文和译文的整体来看，马西尼的理解是错 误的。因为在伯驾的汉译文所对 应的英文中， 意］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 （ 中 译 本，

年 ），第

页。

一词

十九世 纪汉语外来词研究》

第　１０７　页

总共出现了八处 （其中有一处为代词

，而在所有原文

和译 文的 相对 应处 ，伯 驾实 际上 并没 有将 原文 中的

作为名词确切地、连贯如一地译成“例”字。至于那个 例句中的“例”字，笔者同意挪威学者鲁纳的看法，可 以理解为“规制”或者“规定”

，它 实 际 上

是译者为了使译文能为中文读者所理解，不得已而就原 句作出的大体上通顺、但未能译尽其意的一种表达。 那么伯驾又是如何理解并用汉语来处理英文

一

词的呢 ？ 鲁纳在指出马西尼关于这一点上的理解有误的同 时，认为伯驾在感到他的汉语不足以表意时，就对原文 加以改造，以避免创造新词。这一点，在上面的那个句 子里的确有比较清楚地反映。此外，鲁纳还正确地指出 了伯驾所运用的翻译技术具有西方式的语法和论证技术 以及遵循英语法律用语的特征。不过鲁纳并未进一步指 出伯驾究竟是如何处理 我以为，

一词的。

一词在原文当中反复出 现 ，而且这些

词语在表达西方的国际法原理方面极为关键，伯驾在翻 译中即使对原句进行了改造，仍无法忽略或避开要在中 文里尽可能地表达这个词所具有的某种意义的处境。细

读伯驾的各段译文，他用以表达

一词的中文意义的

词还是隐约可见的，这就是“当……”、“（不）得……”

第　１０８　页

（例句

或“应（有）……”（例句

无法 充分 展现

。这些词当然

一词在这里所具有的专门意义 ，至少

在汉译中没有作名词化的处理。尽管这样的处理已 在接近滑达尔的原意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从中文的 角度来看，很难保证读者能够明白、通畅地理解其意。 例如例句

里的

一

句，其大意是“我这里说的是权利本身”；而伯驾却把 它译成了“今我说此应想一想于自己”。 不过，伯驾的理解和表达似乎仍隐约地含有英文原 词所意指的某种意义。实际上，在丁韪良对权利的解说 中，就包含有“应……”的意义，（见下文）而在今天 关于权利的阐释中，我们也常强调权利的“应然性”。 由此看来，虽然伯驾没有确切地把它表达出来，但从感 觉上是向着后来解释它的方向的。伯驾的理解是和滑达 尔的原著以

世纪古典自然法学的理论背景为基础的。

再看袁德辉的翻译 。从上面的例句

以及其它这

里没有引述的译文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袁德辉使用 了汉语里的一个含义抽象的概念

“道理”来翻译

一词。对此，学者们均无异议。 伯驾和袁德辉在翻译中为什么会作出上述的处理？ 应当看到，无论是伯驾，抑或是袁德辉，他们在翻 译滑达尔的国际法著或者是从事其它方面的翻译，都离

第　１０９　页

不开借助必要的语言工具书 ，即便他们都有一定的外语 基础。那么他们在翻译中是否参考过英汉字典呢？答案 应当是肯定的。 伯驾来华后学习汉语，自然离不开当时所能找到的 英汉词典，而马礼逊编纂那部著名的字典的目的，就是 要“给以后来华的传教士提供极为重要的帮助”。伯驾 在完成林则徐委托给他的翻译任务的过程中，同时还继 续学习汉语，因此，马礼逊的字典必定是他学习汉语时 不可缺少的一部工具书。另外，在广州的外国人的圈子 里，伯驾要找到这部字典也不困难。袁德辉早年曾在槟 榔屿的一所天主教学校读书，熟识拉丁文。 又到马六甲的英华书院攻读英 文，

年前后

这正是在马礼逊编

成 字 典 的 几 年 之 后 ，显 然 ，袁 德 辉 熟 知 这 部 字 典 。可 是，学习和使用过这部字典 ，未必在翻译时手头就一定 拥有这部字典或者拥有这部字典的全本。据裨治文在参 加镇口销烟的记述中讲，“他（指林则徐）还向我所取 地图、地理书和别种外国书 ，特别要一本马礼逊编的字 典的完整本。

可见 ，作 为林 则徐 幕下 的翻 译 ，袁 德 年初版，引见

美〕亨特《旧中国杂记》，

年第二版，第

及以下页 。据亨特的观察 ，袁德辉在英华书院里学习英文 “不是

浅尝辄止，而是深入研究”，不久，他就“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

年

月。

第　１１０　页

辉未必拥有马礼逊字典的全本。而林向裨特别索要字 典，必与当时袁德辉需要处理的大量翻译事务有关。林 则徐向裨治文索要字典的全本，正是林则徐委托伯驾翻 译滑达尔著作之际，即

年的

月 间 。因 此 ，围 绕 滑

达尔书的翻译工作，他们完全可能参考了马礼逊的字 典。而他们对于

等词语的理解和 处理，也必受字典

释义的影响。 肯定伯驾的翻译与参考马礼逊字典之间的联系，还 可以从马礼逊的字典对

一词的解释得到证明。

马礼逊字典的第三部分是英汉字典。在这部字典 一 词 用“ 应 当 的 ” “ 、不 错 ” “ 、 不 差 ”等 中 文 词

里，

加以解释 （另外， 字 “义”

解释为“

”，对 应 汉

一词的理解并没有

可 见 ，伯 驾 对 于

超出马礼逊字典所提供的释义，换句话说，伯驾把 译 作“ 应 ” “ 、当 ” ，完 全 是 以 马 礼 逊 字 典 提 供 的 解 释 为 依据的。由此我们也可以得知，至少在

十年 里，人 们尚未建 立起

世纪的第二个

或其相关的词与中文

“ 权 ”或“ 权 利 ”之 间 的 对 等 关 系 。 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袁德辉译文的倒数第二段， （马礼逊） ，

第　１１１　页

即例句

的一 段话中 连续出 现了三处 “权” 字 ，其 中第

一 个 “ 权” 显 然 与

对应，而后两个当指

“权”与这段话里先后出现的 以及

这三个词的含义既有其共通之处

在现代汉

语 里 ，它 们 分 别 指“ 主 权 ” “ 、 权 威 ”和“ 权 利 ”，皆 有 “威势”之意；同时，它们之间的含义又随语境的不同 而有所差异。而在袁的译文里，除了

一词

被译为“国王”外，这种差别是很难看到的。尽管 与

的语意接近，但无论如何，它们如此不同与

袁氏译文里多处出现的“道理”，这一翻译的确令人感 到费解。鲁纳在对全部译文进行审慎地分析之后大胆推 测，这段译文与伯驾，特别是与袁德辉的之间的关系无 法确定，它们很可能出自他人之手笔，或作过某种的改 动。笔者对此亦有同感，但这种解释的说服力尚需有确 凿的证据予以支持。 鲁纳的推测无疑已经涉及到了《海国图志》的修订 和编纂方面问题。大约在袁德辉和伯驾的那两篇译文被 辑入《海国图志》修订本的同时，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 上海出版了一部《英汉字典》 ，这 是

世纪中期来华传教 士编辑的一部较有影

响的双语字典。笔者曾一度设想，这部字典中关于 一词的解释或许和那段译文的奇妙变化有关。假若这种

第　１１２　页

联系确实存在 ，则那段译文的变化很可能会受到该字典 的解释的影响 ，而

等词与中文 “权”字的联系 ，也

就将不象以往人们认为的那样晚 ，即

年代丁韪良翻

译国际法的时候 。 然而 ，当笔者最终查找到麦都思的字典后 ，这一设 想便被无情地否定掉了。 首先是麦氏这部字典分上下两卷 ，其中上卷于 年 出 版 ；而 列 有

一词的下卷出版于

年，即

《海国图志》修订六十卷本问世的一年以后 。其次 ，麦 氏字典对于　

一词的解释仍无“权”或“权利”；

一词的第一个义项是 “应当的” ，这与马礼逊字典里的 解释完全一致 ；然而比后者有明显扩展和进步的是 ：这 的名词

部字典 还提 供了 容比较 丰富的义项。

“道理” “ 、 正 理 ”等 内

而这正是袁德辉使用过的一种译

词。 显然，伯驾和袁德辉在翻译

等语词时有其各不

相同的理解和处理方式 。鲁纳在比较了他们二人翻译的 风格 、技术 、逻辑 、表达之后正确地指出 ，伯驾严格依 循当时的汉语以及滑达尔著作的原意和语言创造了勉强

（ 麦 都 思 ），

第　１１３　页

能为当时的中国读者理解的一种混合语 （

，袁 德

辉则在改变伯驾文本里不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语言的基 础上，创造了一些表达核心概念的语意性新词，并力图 使译文的观点和表达中国化。

三、死水微澜：中国知西政之始 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一批注重“经世之学”或 “实学”的学者渐留意边疆地理。鸦片战争后，由于中 西碰撞更激发了这些学者关注外界事物的热情，在此背 景下产生了第一批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著作，其最 著者有魏源的《海国图志》（它收人了林则徐的《四洲 志》）、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 这三大著作。

这些著作都以较多的篇章涉及了 欧美国

家的政教风俗，间或有著者的阅读心得、批语或论说； 它们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官僚士夫对于西方文化所作出的 最初回应

通过学习、认识和理解的过程 ，西人传 布

的西学与国人的回应第一次联系了起来，成为近代以来 国人认识西学的前驱之作；故而后来的清廷大员张之洞 关于这三部著作及其作者的一般背景已有大量的论述，可参见近代 史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

第　１１４　页

评价《海国图志》乃“中国知西政之始”。 “ 知西 政 ” ， 自然 要从 认 识代 表西 政 的那 些 名词、 术 语和概念入手。在尚未有人亲历欧美获得对其具象感受 的年月里，解读这些抽象的符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作为中国人开始以自己的语言和方式编写的认识欧美政 制法律状况的书籍，其中包含有大量的负载这些信息的 政法语词，那么这些政法语词在当时是如何被接受并予 以展示的呢？ 我们知道 在

世纪

《海国图志》成书最早，

年代出现的这三部著作以 而且该书所辑录的资料，也

是在后者汲取资料的范围之内。因此考察当时人们对于 西方政法概念的理解和接受的情况，可先从《海国图 志》人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海国图志》 一书作为我们考察表示西方政法概念的新词的全部依

《海国图志》初版于

年初，编者生前曾于

大幅度地扩 充和修订。《海国四说》成书于 的《合省国说》初版于

年和

年作过

年（其“四说”中

年；《兰仑偶说》 则由梁氏于

年编

写的 《英吉利国记》修订而成）。 瀛寰志略》是著者在不断修订于 年的初稿《瀛寰考略》的基础上于

年 完成的。

第　１１５　页

据。 有论者指出，《海国图志》中广泛使用音译词来表 示外国的地名、官职和政府机构。严格来讲，这种说法 比较笼统、粗泛。

因为对于外国的国名或地名，无论

是西洋人，还是中国译者，通常是以汉字字音组合的方 式来处理的，这一点没有异议；至于那些表示制度、机 构、职衔的名词，则要视具体情形而定。换言之，在翻 译技术上选择音译或意译，这与译者

其对于这些语

词的理解、认识水平、是否遵循某种翻译传统以及用途 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

有关。

《海国图志》一书是由魏源编辑而成的。从内容来 源上说，它是由编者的少部分论述和将庞大资料摘录加 以分类汇集而成的。魏源的目的十分明确，即为了师夷 制夷；编纂方法是“以西洋人谭西洋也”。就他的论述 部分而言，指称西方的政法新词几乎是看不到的；《筹 海 篇 》 里 频 频 以 “夷 ” 指 称 外 国 （主 要 针 对 英 国 ） 事 物 ，如“ 夷 兵 ”、 “ 夷 船 ，， 、 “ 夷 艘 ”、 “ 夷 炮 ”、 “ 夷 事 ”、 有人虽然已经意识到了《海国图志》在提供近代汉语法律新词词源 的例证方面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仍有意无意地将该书视为提供汉 语法律新词的最初文本，从而忽视了构成该书的那些原始文本在这 方面的根本意义。 马西尼，第

页。

第　１１６　页

“夷情”等皆是。 关于摘录的资 料部分 ，则基本上包括 了当时编者所 能收集到 的关于世界的所有 中文信息 ，可大别 为三类 ：

中国译者翻译的西方地理书籍，即由林则徐的幕下 译员梁进德摘译英人慕瑞（

）的

（《世界地理大全》） 并由林本人 审定过的《四洲志》一书。此外还包括林则徐令人密为 译出的所谓“澳门新闻纸”一类文字。 明以来岛志。

“ 近 日 夷 图、 夷 语 ”，

）历代史志及 即

世纪初

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编写的中文书刊，包括《外国史略》、 《万国地理全图集》、 《平安通书》、 《东西洋考每

统记

传》、 《地理备考》、 《地球图说》、 《贸易通志》、 《美理哥 合省国志略》等等。 由于这三类材料出自不同背景的著（ 译）者 用字多有差异（详见下文）。

、

）两者均为

因而 世纪

以来的新近之作，其中有关西方的政法语词或概念也最 多，故值得我们注意。 考第一类材料 ，特别是《四洲志》一书，我们惊异 地发现，其中两段分别载于《海国图志》卷五十《英吉 《海国图志》原叙。 同上，原叙及后叙。

第　１１７　页

利国总记》和卷六十《弥利坚国即育奈士迭国总记》的 文句里出现了大量诘屈

牙、费解难通、不知所云的名

词。下面依次选取其中专门描述英国和美国政制法律状 况的典型片段，以观其详。（相关的名词均由笔者标加 着重号；各段之后附加依《海国图志》校订本提供的考 释，依次列出这些译词、译词的原形及其今天的通译名 称。 ） 先看英国： 律好 司衙 门 ，管 理各衙 门事 务 ，审 理大 讼 。…… 巴厘满衙门，额设甘弥底阿付撒布来士一 人，专辖水陆兵丁；甘弥底阿付委士庵棉士一 人，专司赋税，凡遇国中有事，甘文好司至此 会议。 甘文好司理各部落之事，并赴巴厘满衙门 会议政事。…… 布来勿冈色尔衙门掌理机密之事，供职者 先立誓后治事。 加密列冈色尔衙门，额设十二名，各有执 事。曰法士律阿付厘特利沙利管库官，曰律古 占色拉管官，曰律布来西尔管印官，曰不列士顿

第　１１８　页

阿付冈色尔管官，曰色吉力达厘阿付士迭火厘 火伦厘拔盟管官，曰色吉力达厘阿付士迭火哥 罗尼士奄窝管官，曰占色拉阿付厘士支厥管官， 曰法士律阿付押弥拉尔底管官，曰马士达依尼 罗付厘曷南士管官，曰布力士顿阿付离墨阿付 观特罗尔管官，曰占色腊阿付离律治阿付兰加 司达管官。 占色利衙门专管审理案件 ，额设律海占色 腊一名，司掌印判事之职；委士占色腊一名， 司判事之职；马士达阿付离罗士十一名，司判 事之职。每判事，二人轮值，周而复始。扼冈 顿依尼拉尔司理算法之职。 经士冕治衙门专司审理上诉案件 ，额设知 付质治一名，布依士尼质治三名。 甘文布列衙门专审理职官争控之案，额设 知付质治溢士知加衙门专审理田土婚姻之案， 额设知付马伦一名，布依士马伦三名。 阿 西士 庵尼 西布 来 阿士 衙门 ，额 设撒 久 六，每撒久设质治二名 ，共十二名，专司审讯 英吉利人犯。每年二次 。依尼拉尔戈达些孙阿 付厘比士衙门，每年审讯各部落人犯四次。 舍腊达文衙门。此官职掌原缺。

第　１１９　页

历衙 门，每 年派马 落百 人，稽 查各部 落地 方是否安静，归则具结一次。 附表二：《四洲志》所载英国政制译名对照表 年前后） 律好司

贵族院、上议院

巴厘满

议会、国会

甘弥底阿付撒布来

预算委员会

甘弥底阿付委士庵棉士

岁入调查委

员会 甘文好司

众议院、下议院

布来勿冈色尔

枢密院

加密列冈色尔

内阁会议 首相

法士律阿付厘特利沙利 律古占色拉

大法官

律布来 西尔

掌玺大臣

不列士顿阿付冈色尔

枢密院议长

色吉力达厘阿付士迭火厘火伦厘拔盟 内政大臣 色 吉 力 达 厘 阿 付 士迭 火 哥 罗 尼 士 奄 窝 殖民地和陆军大臣 占色拉阿付厘士支厥 法士律阿付押弥拉尔底

本表材料来源于《海国图志》岳麓书社

财政大臣 海军大臣

年出版 的点校注释本。

第　１２０　页

马士达依尼罗付厘曷南士

军械大

臣 布力士顿阿付离墨阿付观特罗尔 监督大臣 占 色腊 阿 付离 律 治 阿付 兰 加司 达 代表英王的兰开斯特公

最高法院

占色利 律海占色腊

大法官

委士占色腊

英格兰副大法官

马士达阿付离罗士

记录推事

扼冈顿依尼拉尔

主计

经士冕治

高等法院

知付质治

审判长 陪席推事

布依士尼质治

高等民事法庭

甘文布列 溢士知加

税务法院

知付马伦

审判长

布依士马伦

陪席推事

阿西士庵尼西布来阿士

巡回裁判法庭

巡回裁判 所

撒久

推事

质治

依尼 拉尔 戈达 些孙阿 付厘 比士 季度法庭 舍腊达文 历 马落

州 （郡 ） 法 庭

（封建领主设立的）民事法庭 领主

第　１２１　页

再看关于美国的一个例子。 政事：自千七百八十九年乾隆五十四年。 议立育奈士迭国 ，以戈揽弥阿之洼申顿为首 区，因无国王，遂设勃列西领一人，综理全国 兵刑赋税，官吏

陟。然军国重事，关系外邦

和战者，必与西业会议而后行，设所见不同， 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 谋佥同。定例，勃列西领以四年为一任，期满 更代，如综理允协，亦有再留一任者，总无世 袭终身之事。至共举之例，先由各部落人民共 举，曰依力多，经各部落官府详定，送衮额里 士衙门核定人数，与西业之西那多，里勃里先 特 底 甫 ，官 额 相 若 。 各 自 保 举 一 人 ， 暗 书 弥 封，存贮公所，俟齐发阅，以推荐最多者为入 选。如有官举无民举，有民举无官举，彼此争 执，即由里勃里先特底甫于众人所举中拣选推 荐最多者三人，仍由各依力多就三择一，膺斯 重任。其所举之人，首重生于育奈士迭国中， 尤必居住（首区）历十四年之久，而年逾三十 五岁方为合例，否则亦不入选。

第　１２２　页

设立副勃列 西领一人，即衮额 里士衙门西 业之首领。若勃列西领遇有事故，或因事出 国，即以副勃列西领暂理。其保举如前例。 设立衮额里士衙门一所，司国中法令之 事，分列二等：一曰西业，一曰里勃里先好 司。好司二字，犹衙门也。 在西业执事 者曰西那多，每部 落共举二人 承充，六年更代。所举之人，必居（首区） ［国中］九年，而年至三十六岁者，方为合例。 专司法律、审判、词讼 ，如遇军国重事，其权 固操之勃列西领，亦必 由西那多议允施行。常 坐治事者额二十［九］ 人，曰士丹吝甘密底； 无额数者，曰甘密底。 皆西那多公同拈阉，以 六月［或］八（日）［ 月］为一任，期满复拈 阉易之。 在里勃里先 好司执事者曰［里 勃里先］特 底甫，由各部落核计四 万七千七百人中共举一 人承充，二年更易。所 举之人，须（居首区） 「为本国公民］七年并 年至至二十五岁者，方 合例。以现在人数计之，

里勃里先］特底甫

约二百四十二人。立士 碧加一人，士碧加，头 目也。总司其事。凡国 中征收钱粮、税饷，均

第　１２３　页

由 ［里勃里先 ［里勃里先

特底甫稽核。官府词讼，则

特底甫亦可判断。常坐治事之

「二十九］士丹吝甘密底，每年于三月初四日， 由士丹碧加于各 ［里勃里先］特底甫中拣派 。 （二十九人以六人专司会议其余或）「最重要之 甘密底为」理外国事宜 ，或 （设计）谋「理税 收途径］，或理贸易，或理工（作）［业 ，或 理 耕种 ，或理 武 事 ，或 理水 师 ，或 理 公众 田 地 ，或 理 案件 ，或理 驿 站 ，或 理因 底 阿人 事 件，各司其事。（以）［除六甘密底任斯同该届 衮额里士外，其余均］一年期满 ，再由士碧加 选代。 …… 其专 司讼狱衙 门 ，在 洼申顿 者一 ，曰 苏勃 林 ，在各部落者曰萨吉 ，凡七 ；曰底士特力 ， 凡三十有三。各以本国法律判断。 苏勃 林衙门一 所 ，专 司审讯 ，额设正 官一 员 ，副官六员 。每一人分辖一萨吉，凡国内大 官之讼 ，或案中有牵涉大官之讼 ，或本属萨吉 所辖部落与别萨吉所辖部落不睦争执之讼 ，均 归其审断。 萨吉 衙门七所 ，每萨 吉辖底 士特力四 五属 不等。凡属下部落之狱有犯罚赎银百员以上

第　１２４　页

者，或所犯之事例应监禁六月者，俱归萨吉审 判。 底士特力衙门三十有三所，每底士特力辖 部落多寡不等。凡属下部落有犯轻罪与在洋不 法者俱归底士特力审断，按其情节轻重，拟议 罪名。间有不能结案者，送萨吉审断，或与萨 吉会讯。 每部落设底士特力阿多尼一员，麻沙尔一 员。底士特力阿多尼专司缉捕，理所属官民讼 狱；麻沙尔会同萨吉、底士特力等衙门审判部 内之事。国中于衮额里士之外，又设立士迭西 格里达里一人，（仁尼腊）仁尼腊尔二人。在 国中治事以士迭西格里达里为首，若行军则以 两仁尼腊尔为首，俱听勃列西领调遣。又三人 会合副勃列西领为加弥业，掌国中信印、法律 章程、官府文檄及他国来往文书、照票，兼理 巴鼎荷非士存贮文案。凡加弥业总理邻国相交 之事，内分五等：曰

厘

勃罗麻的模 里敖，

曰衮苏拉模里敖，曰龛模里敖，曰阿支付士， 曰巴鼎荷非士，各执其事。 其赋税，设立西格里达里荷非士、衮多罗 拉二人，敖底多五人，里尼士达、特列沙那、

第　１２５　页

疏里西多等官，专司征收支发，岁报其 数于衮 额里士衙门，以候稽核。 附表三：《四洲志》所载美国政制译名对照表 育奈士迭国

美国

戈揽弥阿

哥伦比亚

洼申顿

华盛顿

勃列西领

总统

副勃列西领

副总统 参议院

西业 依力多

候 选人

衮额里士衙门 西那多

国会 参议员 众议院议 员

里勃里先特底甫 士丹吝甘密底

常务委员

士碧加（士碧加，头目也） 因底阿

众议院议长

印第安（人 ） 最高法院

苏 勃林（衙门）

巡回法庭

萨 吉（衙门） 底士特力（衙门）

地方法院

底士特力阿多尼

地方 检察官

麻沙 尔

执法官 国务卿

士迭西格里达 里

仁尼腊尔 加弥业

厘

勃罗麻的模里敖

将军 内阁

外交局

第　１２６　页

衮苏拉模里敖

领事局

龛模里敖 阿支付士

内务局 档案局

巴鼎荷非士 西 格 里 达里 荷 非 士 衮多罗拉 敖底多 里尼士达 特列沙那 疏里西多

专利局 （不详 ， 当为官署名） 会计检查长 审计 员

注册员 财政部出纳局长 财政部法务官

在译出的“澳门新闻纸”中，上面列出的一些音译 词也时有所见；其中“巴厘满（衙门）”、“甘文好司”、 “律好司”等尤多。 关于第三类材料，即新教传教士编写的书刊，我们 在第二章中已有述及。从中可知，新教传教士在表述西 政概念时，除了国名、地名，一般都尽量使用意译词， 避免用音译词 ；而这些意译词连同文本基本上被完整地 保留在了《海国图志》一书里面。例如在该书所录外人 撰写的文本中 ，与上述英国官制相关的名词有，如“管 国帑大臣” “ 、审办大臣” “ 、持玺大臣” “ 、 户 部 大 臣 ”、 “内国务宰相”、“外国务宰相”、“管印度国务尚书”、 参见《海国图志》下，卷八十一至八十三“夷情备采”。

第　１２７　页

“水师部大臣” “ 、贸 易 部 大 臣 ” “ 、 兵 部 大 臣 ”，

当然，

还 有“ 乡 绅 房 ” “ 、 爵 房 ”等 等 许 多 。 因此， 《海国图志》 一书中的许多新的政法语词或概念，并不是如有些人想 象的那样就是出自该书本身 ，它们直接来源于更早的文 本。 《海国图志》辑入了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的全部内容。

裨治 文用 “部 ”或 “衙 门”来

称 呼 美 国 的 政 府 或 司 法 机 构 ，如“ 吏 部 ” “ 、户 部 ” “ 、兵 部 ”、 “ 水 师 部 ”、 “ 礼 部 ”，和“ 总 理 各 省 来 往 书 札 ”的 一 个 部 （梁 廷 枏 在 其 《 合 省 国 说 》 里 称 之 为 “邮 驿 ” 部）；对其官员也称左、右 “侍郎”。此外还有：统领 （今译“总统”，下同）、副统领（副总统）、首领（州 长）、公堂（议会）、议事阁（参议院）、选议处（众议 院）、察院（联邦法院）、京察院（联邦最高法院）、巡 按察院衙门（巡回法院）、巡抚察院（地方法院）、国例 （宪法）、省例（州宪法）、司例（今译判例；原句“由 司自立，惟所属者则恪遵焉”，这是对美国司法中“遵 循先例”原则的最早表述），等等。 新加坡人撰《英国论略》以及葡萄牙人吉玛士的《地理备考》，参见 《海国图志》 （中 ） ， 卷五十一， 第

页。

这依据的是据王立新的考证，见他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 化》第

页。

第　１２８　页

如此看来，同一书中存在着同一所指译名纷呈 、各 不一致的混杂状况，显然，这是编辑者直接辑录不同背 景作者的文本的结果。 同样由于材料来源不同的原因 ，译名混杂的状况也 出现在梁廷枏的著作里面。 梁是道咸年间广东的名儒，鸦片战争前曾任广东海 防 书 局 总 纂 ，后 获 授 内 阁 中 书 。 他 写 过 多 种 “筹 海 防 夷”的著作，《海国四说》即是他的代表之作 ；其中的 《合省国说》主要以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 书为蓝本，因而也照搬了其中的译名或意译概念。 例如 ，裨治文的“志略”中有一段文字描述美国法 院审判的情形： 凡原告、被告，或有愚而访于言者，则有 识例善言者，助他作状，并同上堂代诉。人犯 既齐，察院则在本犯地方择衿耆以助审。衿耆 则以十二人至二十四人为额，多则二十五人， 少 亦 十 一 人 。如 是 犯 之 亲 戚 兄 弟 朋 友 固 不 能 为，即先知有此事者，亦不能为。审时衿耆听 原告、被告之词，照察院之例，出而会议，遂 美

裨 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十六，国政四。

第　１２９　页

定曲直。众衿耆将情由写明，交于察院 ，各散 回家，察院观何是何非，即照例定罪。 每县中 亦有如中华地保者几人，主劝和小事者。 梁氏书中相关于此段的内容是： 如两造 中有愚民不 谙诉语 ，则以 一识例 文 、通言语 者代 ，自具词迄堂质 ，均许为剖 诉，不以事非切己为嫌，惟讼者戚属避之 ，余 皆自择。每届审期 ，必择其地衿耆先未知有此 事者二十四人或半之，多不越二十五人，少亦 必得十一人 。就所见 ，以例权其 曲直 ，所见 者，则笔之于爰书 ，呈察院 ，令先散出，而后 察院采以定断焉。事小未控理者，则别设若干 人，使预为随事处息，如中国之保甲然。

梁氏文本对于裨治文文本的依赖关系，于此可见。 裨治文所说的识例善言、为原被告作状上堂代诉 者，即是今天我们所讲的（代理）律师；帮助“察院” 参 与 审 理 的“ 衿 耆 ”， 即 是 今 天 所 讲 的“ 陪 审 员 ” ； 虽然 梁廷枏《海国四说》， 第

页。

第　１３０　页

没有一个简练、确切的名词表示“律师”，但这个句短 语揭示“律师”的一般特征 ，如“识例善言”（掌握法 律知识并善于口头辩论）、“上堂代诉”；而所有这些都 为梁所接受了。 相反，梁氏的《兰仑偶说》关于英国政制的大量名 称则完全沿袭了《四洲志》里的音译词。 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也以马礼逊以来的传教士的 著作为主要参考资料（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因 而也吸收了诸如“公会所”（今译“议会”）、“爵房”、 “乡绅房” “ 、统 领 ” “ 、 副 统 领 ”等 许 多 意 译 词 。 与西洋人多用意译的方式不同，中国译者对于陌生 的西方政制的概念偏重于采用音译的方式。前举两例有 关英美职衔、政制或司法机构等名称并非十分复杂的概 念。把这些音译名全部替换成现在通行的译名，读者自 会一目了然。但是完全加以音译，或一词一字、或一词 多达十五六字，纯取字音，不计其意，长短毫无章法。 梁氏的《兰仑偶说》系 根据他于 充而成，熊月之，第

年 所 编 《 英 吉 利国 记 》 一 书 扩

页 ，其所有内 容均被移入《兰仑偶说》，仅

少 量 字 句 有 所 改 动 。但 熊 氏 未 进 一 部 说 明 “国 记 ”一 书 又 系 缘 自 何 种 材 料 ，笔 者 对 照《 海 国 图 志 》 考 证 ，可 知 该 篇 参考 林 则 徐 组 织 翻 译的《四洲志》一书关于英国的记述无疑。 关于承袭《四洲志》里面的音译名词方面的详情， 参见梁书第 及以下页 。

第　１３１　页

这样，不仅理解起来非常困难，即在口头或书面的表达 使用上也十分不便，尽管相关译名之后还加上了“衙 门 ”以 及“ 管 官 ” “ 、库 官 ” “ 、 印 官 ”一 类 有 助 于 中 国 读 者理解的说明性后缀，以示该名称表示该国的一个机构 或一种官职。 汉字本身即有表意功能。上面所举例子里的那些音 译词是纯粹的音译，单凭字面是看不出任何意思的。由 于不符合中国人的语言表达的习惯（当然也有后来人们 对外国事物了解和认识范围扩大的因素），所以这些音 译词基本上没有流行开来。 中外译者在用中文表述西方概念的时候出现如此的 差异，就中国方面而言，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当译者首次 接触到这些大量的陌生概念的时候，由于不解其意而加 以音译，或者认为只要将其读音以汉字记录下来，稍加 后缀说明，让人知道其大概的意向就可以了，反正它们 只是一些官名或官府机构的名称；不必过分钻研其读音 背后的含义，这样既可回避错译的风险，又省事省力； 况且音译本来也是翻译外来名称或概念的一种传统方 法。的确，在译者对外国的了解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这 从语言学上讲，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音译加义标的类型 ，即在音译 之外再加上汉语固有的字作为义标 ，通常来讲，这种义标都是表示 类的 概念的。参见史有为《汉语外来词》，第

页。

第　１３２　页

不失为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加之服务于以对敌斗争为 目的的翻译活动，客观上也不可能有充分深入探索的余 地。 尽量使用意译的方法几乎是所有新教传教士采用的 一个技术，为了达到能使接受者理解传播者所要表达的 意思，他们自然而然地要充分利用本地已有的文化资源 进行加工改造，若实在缺乏对应性的资源，则另造新 词，如郭实腊所用的“批判士”或“副审良民”之类。 当然，这一时期（即鸦片战争前后）也有个别的音 译词由于兼顾了与原词有关汉字的意思而得以较广泛地 使用，并沿用了很久。最典型的就是对美国的 一 词， 它 被 译 成“ 伯 理 玺 天 德 ” 。

该词早在

出 现在清政府与美国订立的《望厦条约》；

年即 年的

《中美天津条约》沿用了这个名词。条约属于国家间的 正式文书，其语词选用自然慎重考究。“伯理玺天德” 既为条约用语，则其使用也较有权威性。丁韪良翻译

该词此外还有“伯勒格斯”（见 于

年代帮助慕维廉翻译西书的

蒋 敦 复 《 啸 古 堂 文 集 》 卷 五 的 《 华 盛 顿 传 》 ） 以 及 “伯 理 喜 顿 ” 年随使欧美的志刚的《出使泰西记》） 。

第　１３３　页

《万国公法》 领”

年 ）时 也用 这个 词 指称 美国 的 “首

世纪后期清政府出使大臣常在比较正式的场

合使用这个词，一般情况下称“总统领”。这个词在保 持读音极其近似的同时，巧妙地利用了汉字的谐音，使 人产生“掌理玉玺、享有天德”的人之类的联想，恰与 中国的天子的意思暗合。 西洋知识初次与国人发生接触，势必要经历一个相 当长的“译名纷乱”的过程。魏源在编辑《海国图志》 时对译名问题已有所察觉，但关注有限。梁氏在编书 时，已开始注意对译名稍加考订。如对于美国的国名， 他就作过专门的考证。

他指称美国不以音译而以“合

省国”名之，足见他对美国的认识已经有了深化。徐继 畲在编辑《瀛 寰志略》时对译名问题更加关注。他根据 亲身的经验指出： 外国地名最难辨识，十人译之而十异，一 丁韪良译《万国公法》卷一，

“其主权职事，如此之繁，即

有合 邦之首 领，以 统行之 ，首领 乃美国 之语， 所称伯 理玺天 德是 也。 ” 熊月之《晚清几个政治词语的翻译与使用》 详见梁廷枏《海国四说》第 徐继畲《瀛寰志略》凡例。

页。

年） 。

第　１３４　页

人译之 ，而前后或异 。盖外国同音字者无两 字，而中国则同音者或数十字。外国有两字合 音者 ，而中国无此字，故以汉字书番语，其不 能吻合者本居十之七八 ，而泰西人学汉文者皆 居粤东。粤东土语本非汉文正音 ，展转混讹， 遂至不可辨识。

徐以为外国地名最难辨识，其实这只不过是认识外 国事物的开始，以今观之，这根本算不得“最难辨识” 的方面，显然，地名或国名与那些表示西方文明的抽象 名词，特别是制度性的名称比较起来，毕竟相对容易得 多。 尽管如此，当时的这些作者还是从这些杂乱、模糊 的概念中感觉到了一种理想的社会文明的存在。并第一 次写下了他们对西方制度文明的看法。魏、梁、徐的著 作里都比较多地关注了英美的议会制、总统选举和任期 制以及法治等当面的情况，并写下他们自己的良好的感 受和评价。对此， 报》 （

年

月的上海英文 报纸《华北捷 ） 评 论 到：

转引自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

页。

第　１３５　页

我们高兴地知道，西方自由文明的制度，已 引起这里人们的注意。作者（按：指徐继畲）没 有将自己限制在地理学范围里，而是扩展开去， 以公正的态度，介绍了世界历史、政治和宗教。

必须指出的是，当时能直接接触到外来事物的人毕 竟是极少数的一些知识分子，就整体上讲，天朝大国仍 于外界事情，而且士大夫普遍报守着天朝上国、夷夏 大防的观念；对外政策和态度也依然是林、魏等人所抱 怨的那种情形： 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 名，而实不知其来历。 今曰之事，……苟有议夷书、刺夷事者， 则必曰多事。嘉庆间，广东有将汉字夷字对音 刊成一书者，甚便于华人之译字，而粤吏禁 之。 正因此，魏源才极力呼吁： 林则徐《附奏东西各洋越窜夷船严行惩办片》， 载《林文忠公政书》， 第

页。

《 海 国 图 志 》 卷 二“ ，筹 海 篇 三 ”， 第

页。

第　１３６　页

［然则

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

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

所以，即使出现了旷世未有的三大著作，在当时也 并不能说这些西方知识在中国就有了广泛地传播和影 响。当时这充其量只不过是在一潭死水里泛起的微微地 波 澜；

只是在西方列强对封闭顽固的专制统治施加了

更进一步的压力之后，学习西方知识的举动才又有所进 展。 综上所述，在“以西洋人谭西洋”和师夷制夷的口 号下，传教士提供的表述西方政制的概念、术语和名词 第一次顺利地流入到中国人的著作里。从这个意义上 讲，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及梁氏、徐氏的著作对于汉 语法政新词的吸收和传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不仅 向我们展示出在早期外人和国人双方在创造汉语法政新 词方面的不同贡献，同时也表明包括编辑者在内的中国 读者最初主要是借助于外人提供的一套语词和概念来了 解西政的。不仅如此，这些关注西洋知识的书籍还随着 同上。 熊月之亦有类似评价，见前引书，第

页。

第　１３７　页

它们的流入日本，对日本的启蒙也有同样的影响。这个 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予以专门的讨论。

第　１３８　页

第四章　　公法的时代

一、 万国公法的引进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大约

年 间，中外之间虽然屡有

接触，也签订过一些条约，但是作为外交谈判上的对 手，西方列强常常援以为据的一套话语以及相关的背景 知识并未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在对“夷律”的关注方面 几无任何成就可言；直到

年以后情况方始有所转

变。这年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两国签订了条约，在诸如互 派外交使节、外交文书的各种程式以及其文本的语言和 禁止使用歧视性称呼等方面都做了前所未有的规定。这 从根本上意味着要校正中国和西方国家传统的朝贡关系 体制，彻底改变以往由处于命令地位的中国来制定国际 关系的各种条件，使清政府接受西方国家并不是中国的 藩属、而是一个应当享受平等待遇的自主国家地位的事 实。国与国的交往准则必须建立在来自西方的一套国家

第　１３９　页

的观念和规则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一切，都促使

世纪

年代的中国必须面对和接受西方近代的国际法知识。 这便是西方国际法输入中国的一般历史背景，而且也是 近代西方法（学）输入中国的逻辑起点。 近代西方国际法通过怎样的具体途径进入中国，这 要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观察。从外部条件看，来华外 人，如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等 以及一些热心投身于中国政务的传教士或教习的积极劝 说或建议，都起了不小的作用。例如，赫德就曾建议清 政府“有必要在每个缔约国设立常驻使节”，并翻译了 美国法学家惠顿《国际法》一书中关于使节权的全部内 容（

节），供总署作为派遣驻外使节参考。

从内在

方面看，总署以及相关洋务机构的设立，不仅使西学的 输入获得了制度上的保障和支持，也使包括法律知识在 内的各种西方知识的输入有了落脚点；使西方法学的引 进有所附着。其中，附设于总署之下的京师同文馆和在 上海设立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对于西方国际法、法律以 及社会科学的引进做出了重要贡献。 年至

年间，刚刚经历了与英法两国乞和议

约不久的恭亲王奕訢与文祥、 桂良等大臣连连上奏， 提出 英

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

页。

第　１４０　页

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 又 称“总 署 ”或“译 署 ”） 、 培养 通译并聘请外人担任教习等一系列极有魄力的建议。他 们认 为， 办理与 外国的 交涉事 件“ ，必先识 其性 情” ， 而“欲 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 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 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

。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人

要避免吃亏，培养能胜任的、可靠的翻译已是迫在眉睫。 这大概是自康熙曾经提倡翰林院宜习拉丁文以后清政府 再未有过的主张学习外国语言的言论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与

年前林则徐尚能征调少数本

国的译员不同 ，这时清政府竟然在全国都找不出一个合 适的能教授英文的中国人。委派广东和上海两地督抚延 访通晓外语之人的反馈结果相当地可怜：广东称无人可 派，上海虽有其人，但学艺不精，而且要价过巨，于是 年

不得不延聘外籍教师。

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 同文馆成立

办的以 培养外文翻译为目标的语言学校

了。首先是学习英文、法文和俄文，以后随着缔约国的 扩大和需要，又添设了德文馆（

年）和东文馆

年）。可见，同文馆最初完全是清廷出于应付对外 恭亲王奕诉等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 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年

丰朝卷七十一，同治朝卷八。

月

年

月

日） 和同治

日） 的奏折， 见《筹办夷务始末》咸

第　１４１　页

交涉、培养翻译的迫切需要而设立的。 随着洋务派举办军事工业的形势发展需要，他们深 感“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俾于 实用。

于是恭亲王于

年底又奏请 ，要求在同文

馆内增设天文算学一馆。他们坚决反驳并最终战胜了顽 固保守势力指责他们“师法夷裔”、“奉夷为师”的种种 攻击；赋予了这个原本只是为了训练译员的语言学校一 个教习西方自然科学的任务。这是使同文馆有可能进而 在更大范围内接受或容纳西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知识所 迈 出 的 最 为 关 键 的 一 步 。如 果 设 想 一 下 在 海 禁 初 开 ， “以师法西人为耻”、盲目排外、维护道义的正统地位不 致动摇的传统势力相当强大，连轮船、洋枪都被视为 “奇技淫巧”，延聘外人传授推算格致之理都是“上亏国 体，下失人心”之事，官方怎可能会支持引进外国法律 的话，则情形的确如此。 正是凭借着同文馆这样一个可以从事西书翻译和讲 习西学的途径，西方的国际法得以迈出了它走人中国的 第一步。而活跃于其中的主角，则是长期担任同文馆教 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下面在具体介绍丁氏以及同文馆 在向中国传播公法方面所做的贡献之前，不妨先观察一 同上，同治朝，卷四 十六，第

页。

第　１４２　页

下当时的清朝大员在最初接触到国际法并决定资助丁韪 良出版他的国际法译作时的态度等方面的情形。关于这 方面的情形，在恭亲王等人于同治三年（

年）上奏

朝廷的一道奏折里有专门详细地记录，兹将原文摘录如 下，读者一看，便可了然： 窃查中国语言文字 ，外国人无不留心学 习，其中之尤为狡黠者 ，更于中国书籍，潜心 探 索 ，往 往 辩 论 事 件 ， 援 据 中 国 典 制 律 例 相 难。臣等每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 ，无如外国 条例，俱系洋字，苦不能识，而同文馆学生，

通晓尚须时日 。 臣 等 因 于 各 该 国 互 相 非 毁 之 际，乘间探访，知有《万国律例》一书，然欲 径向索取，并托翻译，又恐秘而不宣。适美公 使蒲安臣来言，各国有将《大清律例》翻出洋 字一书，并言外国有通行之例 ，近日经文士丁 韪良译出汉文，可以观览。旋于上年九月间， 带同来见，呈出《万国律例》四本 ，声称此书 凡属有约之国，皆宜寓目，遇有事件亦可参酌 援引 ，惟 文义不甚通顺 ，求为改删 ，以便刊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七 ，第

页。

第　１４３　页

刻。臣等防其以书尝试，要求照行，即经告以 中国自有体制，未便参阅外国之书。据丁韪良 告称，《大清律例》，现经外国翻译，中国并未 强外国以必行，岂有外国之书，转强中国以必 行之理？因而再三恳请。臣等……检阅其书， 大约俱论会盟战法诸事，其于启衅之间，彼此 控制箝束，尤各有法，第字句拉杂，非面为讲 解，不能明晰，正可藉此如其所请。因派出臣 衙门章京陈钦、李常华、方濬师、毛鸿图等四 员 ， 与 之 悉 心 商 酌 删 润 ， 但 易 其 字 ，不 改 其 意，半载以来，草稿已具，丁韪良以无赀刊刻 为可惜，并称如得五百金，即可集事。臣等查 该外国律例一书，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 但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即如本年布国在天津 海口扣留丹国船只一事，臣等暗采该律例中之 言，与之辩论，布国公使，即行认错，俯首无 词，似亦一证。臣等公同商酌照给银五百两， 言明印成后，呈送三百部到臣衙门，将来通商 口岸各给一部，其中颇有制伏领事官之法，未 始不无裨益。……

这段文字最令人回味无穷的，也许就是恭亲王等乘

第　１４４　页

间探知《万国律例》一书之后希望翻译但又恐外人秘而 不宣的心理活动，它真实地表明了在《南京条约》签订 年之后，朝廷官员对于外情以及外国法律的了解，仍 未超出林则徐命人密为译出各国律例时的水平。此外还 可发现，当时的清朝官员对于把国际法译成中文一事， 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心理上的障碍，即担心外人“以书尝 试”，“转强中国以必行”。奕訢等人的担心并非没有道 理，然其最终同意出版的理由和后果与其初始时的担心 之间实际上是有矛盾的；因为汉译本出版的本身虽然不 能保证公法在中国的强制实行，但这却是西方体制影响 并使中国最终接受的第一步 ，要求中国“照行”的方式 不是赤裸裸地强制，而是默默地作用而已。 文中涉及的《万国律例》一书，就是丁韪良所译美 国法学家惠顿的《万国公法》。丁韪良早年曾在印第安 那大学和新阿巴尼神学院读书，没有学过法律。受家庭 影响，少年时代即向往海外传教。 部派遣来 华，曾于

年他受美 国差会

年以翻译的身份参与过美国与清

政府在大沽口进行的修约谈判，这个经历对他后来积极 向中国译介公法可能产生了影响。他在谈到他是怎样决 定翻译惠顿的国际法著作时这样讲到：

第　１４５　页

为了在北京开辟教区，我于

国。在上海已故

年重返中

先生那里住了下来

……，我利用部分时间翻译

的

，这本书对中英两个帝国以 及我的一生，有过一些影响。我早就意识到，

需要有这样一本书。后 来我提出以 作为翻译的原本 ，但那时

的著

先生向 我推荐

的 著作 ，因 为此 书 更 新 ，而 且 同样 具 有权威性。 丁韪良的翻译行动得到了赫德和蒲安臣的鼓励和支 持。

年夏在蒲的引见下 ，丁韪良开始了他北上向清

廷高级官员游说引进西方国际法好处的行程。是年 月，蒲又亲自带他到总署推荐此书。丁韪良“呈公法草

稿，彼曰：此乃吾所急需者也”。

由 于有了总署的资

助和中国的文字校订帮手，丁韪良很快将译作定稿。 丁韪良《花甲忆记》，上海广 学会版，

年。这里应说明的是，

《花甲忆记》一书中讲，蒲安臣是带着丁韪良拜见了总署的王大臣， 即王文韶，但顾长声在《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一书（第

中转引

页）

的 一 书（

）讲 ，蒲是与总署大臣文祥接触，王与

文 发音 近似 ，故易 致混 淆 。今 查 《万 国公 法 》凡 例 ，其 有丁 氏 “呈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批阅，蒙王大臣派员校正底稿 ，出资付梓”一语， 故笔者推测 ，当为王文韶。

第　１４６　页

年

月

日朝廷批准了总署刊刻该书的奏请，由京

都崇实馆分四卷刊刻，由张斯桂和总署大臣董恂各撰序 文一篇，年底正式出版时定名为《万国公法》。

自此，

西方近代的国际法著作第一次被比较完整地介绍到了中 国。丁韪良借此提高了自己的身份，并使之成为进一步 打入清廷上层社会的资本。 当

年同文馆教习的科目有了扩大以后 ，丁韪良

被任命为新设 “万国公法” 和 “富国策”的教习 。丁抓 住了这个机会，但他提出 要先回美国进修专业。

年

他 结束 了 在耶 鲁 大学 的 国际 法 进 修后 回 到北 京 ，并 于 月

日正式举行了就任同文馆总教习（即教务长）和国

际法教习的 典礼。此后丁韪良身兼二职长达

年之久。

年以后，同文馆开始实行两套比较正规的课程 表。一种是八年制的，包括专门知识和一门外语；一种 是五年制的，适用于“年齿稍长、无暇肄及洋文，仅藉

译本而求诸学者” 。

两种课表 均列有 “万 国 公法”一

课，且均在高年级最后阶段学习。而同文馆最初开始进

行国际法的 教学大 概是在

董 恂序文作于同治 三年十二月 ， 即 法》一书之 问世，实际上已在 《同文馆题名录》光绪五年刊。

年 间 ，据 丁氏 于

至

年

年 以后。

月

日，故 《万国公

第　１４７　页

年所写的一篇文章的介绍： 如此显著的国际学校，课程当然应注重万 国公法及与其相关的学科。但是直到现在，学 生的准备仍不充分，不徒须用成熟脑力的功课 不能学习，即过去与现时西方国家之知识的功 课亦不能学 。上年我曾领导学生十余人习此高 深法典…… 可见，由于知识准备上的不足、流行观念的影响和 整体上对西学的认识才刚刚起步等多方面的原因，最初 进行的国际法教学的成效肯定是有限的。据统计， 年“公法学”注册的学生分别 有

和

和

名。 年和

年同 文馆还进行过了两次公法学的考

试。试题完全针对当时办理交涉实务，提问简洁明了， 从同文馆印出的公法译本里，不难找到问题的答案。

转引自

美

毕 乃德《同文馆

考》， 注释 此统计系毕乃德所作，见氏著《洋务学堂》，第

页。

第　１４８　页

同文馆一向重视翻译，以“译书为要务”。 公法教学亦以 译书为主 。自

因此，

年出版第一部公法著作

后 ，在丁韪良的主持与同文 馆生员的直接参与下 ，除了 丁韪良原来译出的《万国公 法》外 ，同文馆先后译出了 《星轺指掌》、 《公法便览》、 《公法会通》、 《陆地战例新 选》、《中国古世公法论略》等国际法著作。此外 ，同文 馆译印的法律作品还有《法国律例》（见下章）、《新加 坡刑律》

等书。丁韪良不断将当时欧美最新的国 际法

著作 纳入同 文馆的 教学内 容 ，“携 之于中 国而课 诸馆 生” “ ，既 以 洋 文 课 读 ， 复 令 译 以 汉 文 ”，

学生既练习

了外语 ，又增加了见识 。更 有特殊意义的是 ，正是在这 样的教学过程中 ，中国学生 与洋教习共同尝试了中西法 律语言之间的 “对接”工作 ，所有这一切 ，在传统的教 育格局中是绝对无法想象的。 以上是京 师同文馆在最早 向中国输入西方 国际法方 面的一些事实经过，除此以外，还应 提到的是

年在

上海成立的江南制造局翻译 馆 ，作为晚清翻译西方科学 《同文馆题名录》光绪二十四（ 据《同文馆题名录》

年）年刊。

年刊所记历年翻译书目，《新加 坡刑律》系

汪凤藻译、丁韪良鉴定，该“题名录”称该书“待刊”，后来是否出 版 待考 。 公法便览》凡例。

第　１４９　页

技术著作成就最大的一个文化机构，它为输入西方的国 际法以及相关领域的知识也作出的不可忽略的贡献。不 过，翻译馆译介西方国际法著作是在

年代后期以后

的事了，比同文馆要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傅兰雅译 的《各国交涉便法论》是近代中国引进的第一部西方国 际私法著作。 总之，

世纪

年代以后，在极封闭的封建专制

王朝系统内部终于出现了能够吸纳外部空气的一丝缝 隙，通过中央和地方举办的洋务机构，西方国际法首先 输入到中国，而西方的各种法律知识也随之进入到中 国。《万国公法》一书的汉译以及同文馆相关科目的设 置，标志着清朝政府对西方政法知识的认可和接受。对 当时发展起来的其他洋务学堂讲求“公法学”树立了风 声。由此，学习和讲求公法的观念也随之传播开去。大 量最新欧美国际法著作的汉译出版（有关晚清国际法译 介的总体情况见表）、洋务大员遣派学生出洋肄习交涉 律例、出使大臣参考万国公法以解决交涉实际问题、洋 务学堂里大讲“公法之学”的重要性，这些无不映衬出 这个时代的公法的风貌，因此，笔者称之为“公法的时 代”。从此，近代西方法（学）的输入开始获得相对独 立的意义。而以中国之接受西方法的概念为衡量标准， 世纪

年代到

年代末期可称之为中国近代输入西

第　１５０　页

方法学的第一期。 附表四：晚清汉译西方国际法学著作篇目表（

滑达尔各国律 例》（节译），伯驾、袁德辉摘译， 入魏源辑

海国图志》第

年）

年收

版，六十卷本第五十三卷，扬州：古微堂。

《万国公法》，［美］丁韪良等译，北京：京都崇实馆刻印本。 《星轺指掌》，联芳、庆常译，京师同文馆聚珍版。 《公法便览》，汪凤藻 、风仪 、左秉隆、德明译 ；丁韪良鉴 定，京师同文馆聚珍版。 《公法会通》，丁韪良、联芳、庆常、联兴等译；贵荣校阅， 京师同文馆聚珍版。 《陆地战例新选》，丁韪良等译，京师同文馆。 《中国古世公法论略》（或《中国古世公法》、《古世公法论 略》），丁韪良著、汪凤藻译，京师同文馆。 ： 《万国公法总论》 （或 《 公 法 总 论 》 ） ， 傅兰雅译， 汪振 声述，上海江南制造局。 《各国交涉公法论》，傅兰雅译，俞世爵述 ，汪振声、钱国 祥校，上海江南制造局。 《各国交涉便法论》（或《交涉便法论》），傅兰雅译， 钱国祥校，上海江南制造局。 《万国公法释例》，丁祖荫编译，常熟丁氏丛书。 《公法 通议》， 唐才常， 编译 。 《邦交公法新论》，傅兰雅译，上海格致书室。 《国际公法志》，蔡锷编译，上海广智书局。 《万国公法要略》，林乐知译，上海广学会。

第　１５１　页

《公法新编》，丁韪良译，上海广学会。 《国际公法大纲》，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 《国际公法》、《国际私法》，范迪吉编译，载《普通百科全 书》，上海会文学社。

二、公法著作翻译的方法及特点 清政 府于

年

月

日准总署所请出资在北京

刊刻 的美国 著名国际 法学家 亨利 惠 顿（

年） 的《国际法原理》 （ ） 的汉译本， 是 中国封建王朝引进的第一部系统的西方国际法著作。它 的出版，标志着清政府输入西方法学的正式开始。此后， 在丁韪良的积极组织和参与下， 同文馆又接连译印了《星 轺指掌》、 《公法便览》和《公法会通》等多部国际法著作。 下面即围绕这些译著，具体考察一下丁韪良组织的公法 翻译活动及其在移译及其在创制西方法学术语、概念方 面所做的贡献。 同文馆译印的国际法著作，一般地说，都是在总教 习丁韪良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参与之下进行的。但如果以 为这些著作都是由丁韪良一人翻译的，则显然有悖于事 实。实际上，这些著作中，有的主要是由丁韪良翻译

第　１５２　页

的 ，如《万国公法》在翻译过程中直至最后定稿 ，前后 共有八位中国人参与了译事 （先是由何师孟 、李大兴 、 张炜 、曹景荣 “略译数卷” ，后来由应丁韪良的要求 ， 由总署指派总理衙门章京陈钦 、李常华 、方濬师 、毛鸿 图等四员与之悉心商酌删润，但易其字 ，不改其意。 有些则是同文馆生员翻译的 ，如《星轺指掌》即由同文 馆学员联芳 、庆常先根据法文译成初稿 ，贵荣 、杜法孟 稍加润色 ，最后经丁韪良的校核 。又如历时三年译成的 《公法便览》六卷即由同文馆的汪凤藻 、凤仪 、左秉 、 隆德明四人译成 ，最后又经贵荣和前馆生桂林仔细加以 琢磨 、润色 。对于汪凤藻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 ，丁韪良 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说 “兹译以华文而词义尚能明 晰者 ，则汪君芝房凤藻之力为多 。芝房既具敏才 ，复精 英文 。余为之讲解一切易于领悟 。其笔亦足以达之 ，且 能 恪遵原本，不减不增，余省点窜之劳。” 还有的则是由丁韪良和诸馆生合作翻译而成的 。 《公法会通》系依据法文本译出（原文为德文）。该书前 半部由法文馆副教习联芳 、庆常 、联兴翻译 ，余者则由 《万国公法》凡例。方濬师也曾记述“《万国公法》，美国丁韪良所 译 ，予与陈子敬 、李叔彦 、毛升甫三君 ，竭年余之力 ，为之删削考 订。 ” 《蕉轩随录》卷八， 《海洋纪略》。 《公法便览》丁韪良“自序” 。

第　１５３　页

丁韪良口译，天文馆副教习贵荣、前同文馆学生桂林笔 述，最后又经贵荣前后逐细校阅而成。 显然， 尽管当时同文馆里有 “能华言（ ”董恂语） 的丁 韪良， 又有 “精英文” 的汪芝房， 但由于这些书毕竟都是第 一次译成中文， 没有什么可资参考和借鉴的先例， 原本又 是所有译者不很熟悉或完全陌生的东西，加之国际法专 业书籍的翻译不同于一般的文字翻译，因此西文国际法 著作的翻译只能由中外译员合作完成，缺少任何一方面 都会使翻译工作无法顺利进行，译文质量亦无从保障。 丁韪良先用中文讲解外文原义，馆生再以中文表达方式 重新整理语句， 以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 中外双方在这 个过程中反复推敲斟酌、 互相商议， 最终成稿， 这就是当 时西学引进的基本工作模式。 供职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翻译大家傅兰雅对于这 种译书方式更有专门详细的总结： 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 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 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 “余督率馆生翻译此书，既将洋文为之讲解于前，复将译稿详加校阅于 后。 ”同 上 ， 凡例。 傅兰雅《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

第　１５４　页

斟 酌何 法 可明 ；若 华 士有 不 明处 ，则 讲 明之 。 译后 ，华士 将稿 改正润 色 ，令 合于 中国文 法 。

傅兰雅的这番总结自然来自于他的翻译实践。和丁 韪良的身边有上面提到的那些同文馆学员一样 ，在傅的 周 围 ，也 有 应 锡 祖 、 汪 振 声 、俞 世 爵 、钱 国 祥 、 舒 高 第、瞿昂来、徐寿等一批出色的中国译员，他们也是中 国最早接触西方法学著作的知识分子。 对于上述译作的译者背景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自 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已在不同程度上开始探索西方 的法学著作，甚至能够初步地承担起其中的某些翻译工 作。 丁韪良所选择的翻译书目均为当时世界上最新、最 流行的国际法学著作。例如前面已经说过，丁韪良最初 打算翻译有名的

的著作 ，但因 其落伍 （可能也有

该书并不能反映美国观点的因素）而改从当时正在流行 的惠顿的著作。这部书的原著 初版于 见 到的

年

年，丁 韪良则选择了他当时所能 的最新校勘本作

第　１５５　页

为翻译的底本。

耶鲁大学国际法教授

的

一书 初版于 年，而丁韪良的译本是以该书

年第三版为底本

的 。此外 ，丁韪良还顾及到了国际法译本不应仅局限于 英语文本的状况 ，因此他又选择了当时正在兴起的德文 该书最初于

年在伦敦和费城同时出版，这两个版本的内容相

同，差别仅在伦敦版为二卷本；费城版为一卷本。

年经惠顿修

订后于费城又出第三版，此为惠顿生前英文版的最后一版 。

书社出版的二卷本

巴黎

年

通常被认

为是该书的第四版，也是惠顿生前所修订 过的最后一版。

年惠

顿去世后美国所出的最早一版是

的校

订本，该本于 本以

年重印，可见是当时较为流行的一个版本。该版

第三版为底本 ，参 照原著者

成。

年

年的

修订本校 订而

的校 订本 是惠 氏著作 被译 成中文 前的 最后 一个

英文版 ，取该本与丁译《万国公法》比对核查 ，可见其两相呼应 。 笔者这里亦以此为比较的依据 。有些论着对丁氏《万国公法》译自 何种版本不加说明 ，或仅注出惠氏著作的初版年代 ，甚至径将 的 校订本 （这是美国 “国际法经典丛书 “的选

年

本 ，系目 前 惠 着各 版 本 中最 权 威 的 一个 版 本 ，但 内 容 和结 构 与 本变 化较 大） 与汉 译本 作对 照分析 ，似 有不 妥 ，此点 读者 应当注意。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 ，在丁氏译成《万国公法》之前 ，英人赫德 即已将惠顿这部书中的使节权部分（共 节）译成中文 ，可见 ，严格说来 ，赫德是惠顿《国际法原理》一书 的最早译者 ，尽管他仅翻译了其中的片段。再笔者至今尚未获得赫 氏的译文，故此处暂无法涉及其中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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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国际法新著。瑞士的

法著作出版于 版为选本。

的国际

年，丁氏则以该书 的

年（法文）

其选本之新，概然可见。

这里顺便说一下，为什么丁韪良如此不间断地翻译 欧美的各种国际法著作？丁韪良认为，“公法非一国所 能私。苟遇诸国名家意见如出一辙，即为公法之定例， 而无可疑议”，如此，则三家尚未满志，将来必期博采 各家名论撮要而编辑之，用资印证，“则中华士大夫虽 未肄习洋文，而于公法之学，亦得悉其梗概云”。他在 讲翻译布伦国际法书的缘由时说，该书提纲挈领、执简 御繁，遇事便于比拟援引

“经理外政诸大宪多欣赏之，

四方译刊，问世者已不胫而走矣”，即这是一部名著。 另外，布伦的书较惠、吴二书晚出，“凡二家之论所未 及者， 布伦氏皆 得详引之” 。

在他看来，如果同 文馆

有朝一日能将世界各国的公法原作陆续译出以资参考， 则更觉详备。 此外，这或许与同文馆的公法教学以练习翻译为 主、翻译和传播公法之学又是丁韪良立身清廷上层社会 之本等种种因素有关。 这里根据的是鲁纳所参加的 “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研究”项目的阶 段性成果。笔者特向他提供研究资料表示感谢。 《公法会通》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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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韪良主持的国际法著作的翻译，严格地讲还不是 那种复印式的翻译，而是在翻译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有 所 加 工 ，通 过 增 删 或 诠 释 ，形 成 了 一 种 全 新 的 中 文 译 本。他的翻译工作无疑立基于整部作品，但更接近某种 编译的方式。例如《星轺指掌》系以葛福根的修订本译 成，葛氏对马耳顿的原书增加了成案、条例和考订异同 这三方面的注释，这些注释原来均在篇末 ，而中文译本 则“改与正文相间，以便例案互比，间有删而未译 者 ”。

再如原书下 部 （中译本第四卷）本为各种外交

文件程式，丁韪良认为应注重文式而不必计较其内容， 于是代之以清政府与英美等国的文件程式 ，此外还补充 了有关美国外交规定的事例。 由于改动或删节未译而致中译本与原本的章节目有 所不一，对此译者在所有变动之处均加以小注，予以说 明。有些未译的章节也保留篇章格式。尽管有这许多的 改造加工， 但丁韪良一再表示， 译本“不敢参以己见也” 。

三、法学新概念的创制 翻译西方的国际法著作，自然要涉及大量的法学名 《星轺指掌》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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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术语和概念的翻译，那么译者在这方面作了怎样的 尝 试 的呢 ？ 从语言风格上讲，同文馆出版的国际法译本总体上 都通俗易 懂；用字简朴、语言畅达、译文平实而极少冷 僻或复杂难解的字句，犹若阅读《圣经》的汉译本一 般，这是同文馆公法译本文体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今天 只要我们稍加浏览，便会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 译本之通俗易懂，一个关键要件即是译者如何处理 其中的专门术语和概念，特别是对于那些可视性极弱的 政法类抽象概念。

世纪后期，即 洋务运动时期以来华

外人为主导的西方科学术语的翻译水平已经积累了相当 丰富的经验。其中，傅兰雅在确立翻译标准、厘定科学 名词和建立新的专门术语方面贡献卓著。尽管他的经验 几乎来自于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但仍有助于我们理解 当时在处理西方学术概念做法上的一般情形。 早在

年在上海制造局从事科学 著作的翻译时，

傅兰雅便和他的同事开始探索西书中译的一般准则，并 拟订了译名的处理方案，如搜集华文已有之名目、如何 设立新名、编辑中西名目字汇等等。他认为“译西书第 一要事为名目”。到了

年 ，他已经 能够 以列举 的方

式来描述过去几十年里建立起来的创造专业术语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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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了。它们是： 新术语必须尽可能地采用意译 ，不要

只是音译。 新术语如果确实不能意译的，也必须 用适当的汉字来音译。 新术语必须尽可能地与汉语的一般结 构 相一 致。 以后，新术语必须简洁明了。 新术语的定义必须准确、清晰。 新术语与其他同类术语必须具有一种 类似 性。 总而言之，新术语必须富有弹性， 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 “声光化电”等科技著作的翻 译 ，实际上也同样适用于政治法律及其它社会科学书籍 的翻译。 主持过数种公法著作翻译的丁韪良曾原则性地提出 过他的翻译准则 ，即 “书中文法不事华美 ，只求辞达而

，转引自马西尼，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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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

不过，究竟以怎样的方式达到“辞达”的境界，

丁氏未做进一步的概括或说明。 丁韪良翻译西方公法著作最有经验。他对西方政法 概念的翻译和运用十分注意。每完成一部译作，他都要 撰写一篇“凡例”冠于卷首，对于书中难解的或专用的 名词、概念都在其中一并给以清晰地解说。 丁韪良对于西方政法类概念的翻译初步可以归纳为 下列几种： 以汉字译音的方法处理外国的国名 、地名和人 名，并一准于较权威的译本（如条约）中所使用的音译 词。丁韪良有感于“天下邦国既众，以华文而译诸国名 者，其用字配音，率多不同，致一国而有数名，易于舛 错”，因此，“所用国名以及地名、人名 ，则本条约与 《瀛寰志略》以期画一” 。 在存在中外对称事物的情况下，以中国的名目 指称外国名目 ，如用“总署”及“总理大臣”指各国所 设“办理交涉事务部院大臣”。 音 、意并立 。如《万国公法》中 关于美国的 ，有 “首领 乃美 国 之语 ，所 称 伯理 玺天 德者 是

《星轺指掌》凡例。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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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一 语。

这里之所以要将该词的音和意加以区分、

并立，可能与丁韪良意识到的他所面临的这样一种处境 有关，即一方面要以中文表示外国的“国君”，同时又 要 避 免 将 指 称 外 国 “国 君 ” 的 这 个 中 文 用 词 与 中 国 的 “国君”发生混同。对此他曾解释说，“国政既不同，国 君之称号亦异，或称皇帝、或称君主、或称王，要皆以 国君为通称。虽民政之国主亦可称君，而洋语则以伯理 玺天德称之。 ” ）对于上述（

）者以外的情形，即对于那

些无法回避而又不能轻易地凭借汉语的固有语词来理解 和表达的外来概念，丁韪良不得不另造新的意译概念， 尽管他“未敢以己意参入正文”。丁韪良承认，“其文义 或有疑难之处，余偶加注释以发明之。”（着重号为笔者 所 加）

他解释这些连自己也感到多不阅目的译名是不

得已而用之，“盖既译而非作，则不免被原文所拘，而 难臻通顺也。 ， ， 显然 ，这些是需要丁韪良和中国译员绞尽脑汁共同 创制的新概念。在所有的公法译作中，这部分新概念的 《万国公法》卷一，

同上注 ［ 《公法便览》凡例。 同 上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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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极大。从译者对西方政法概念有意识的加以定义的 角度来讲，它是我们考察中国近代法学语词的起点。 下面略取馆译本里经由译者诠释的若干新的概念予 以观察（注意 ：下面只是译名释义的出处 ，并不完全是 该译名首次出现的时间）。 “公法”：“公法者，邦国所恃以交际者也。谓之法 者，各国在所必遵之；谓之公者，非一国所得而私焉。” （

《公法便览》凡例） “万国公法” “ 、 万 国 律 例 ”。释 云“ ：是 书 所 录 各 条

名为万国公法 ，盖系诸国通行者非一国所 得私也 。又以 其 与各 国 律 例相 似 ，故亦 名 为万 国 律 例云 。

年

《万国公法》凡例） “公师”。释云：“万国公法凡例：本书所称公师， 乃各国学士大 臣秉公论辨诸国交际之道者 ，以其剖明义 理不偏袒本国是以称为诸国之公师焉。”（同上） “公使”。释云：“夫封疆大吏因公差遣之，人皆得 谓之公使 。而 书中所谓公使 ，则惟此国之 君简派前往彼

国者方可称之。 ”

年 《 星轺指 掌》凡 例）

“第四等公使”。释云：“该公使洋语名为沙尔涉大 斐尔 ，除署理 全权大臣归四等公使外更有 特简实任之四 等公使，故名为办事大臣，以别之。”（同上） “政体”。释云：“各国政式不一，有君位世传而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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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无限者，有君位世传而君权有限者，二者皆谓君主之 国。复有庶民公举国王而其在位限有年数者，是谓民政 之国。 （ ”同 上 ） “国会”。释云：“凡君权有限之国与民政之国，皆 公举大臣会议国政，是谓国会。君位虽尊，而权势往往 操之于国会也。 （ ”同 上 ） “ 议 政 院 ”。释 云“ ： 国 会 ”亦 以 称 之（ 。同 上 ） “法院”或“法堂”：在 “君权有限之国与民政之 国，率由国会公议以制法，国君秉权而行法，复有专设 法司以执法而审讯不法之事者，此谓之法院。”（同上） 除上述之外，创制新概念的一个至为典型 、也是非 常重要的例子，就是今天我们习见习用的“权”或“权 利 ”。该 词 在

年的出版的《万国公法》译本中即以

大量出现；在该译本中，丁韪良大量使用“权”以及一 些与“权”字组合的表述来对应和表示英文原著中的相 关 概 念 。笔 者 对 此 作 了 通 篇 检 视 ， 兹 将 结 果 撮 录 如 下 （例句标点均为笔者所加） ： 权：例如 “欲知此公法，凭何权而立，惟有究察各 国 相 待、 所当守 天然之 义法 而已。 （ ”卷 一 ， 权利：例如“盖诸国与庶人迥异，故其名分权利亦 有不同。 （ ”卷 一 ，

“海氏（按：此指德国法学家海

付 达 ） 以 公 法 分 为 二 派 ， 论 世 人 自 然 之 权 、并 各 国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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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他国人民通行之权利者，一也；论诸国交际之道， 二也。（ 卷 一 ，

“凡一国，自主自立者，皆有

权 ，准外人 入籍 ，为本 国之民 ，并可 以土 著之权 利授 之。 （ ”卷 二，

“盖各国或将其所行而行、以为例，

视他国待我民之住彼者、以待其民之住此者，有之；或 以己民本有权利，外人不得同享者，有之 ；……”（卷 二，

：

人民之权利、人之权利：例如“各国在己之疆内， 按律行事，在疆外各处，其事亦为坚固，惟不得与各国 人民之权利，有所妨碍，此各国之友谊也”。（卷二， “契据式样解说责任变异等情，如于他国，并其 人民之权利 ，无所妨害 ，则皆从其所写之 地方” 。（卷 二，

：

国使之权利：例如“虎哥（按：即荷兰法学家格老 秀斯）以国使之权利 ，皆出于公议 ，……” （卷一 ， “……布氏所言，国使之权利，分为二种，或本于天 性，而不可犯，或本于常例，而随可改者？”（卷一， 私权、人民之私权、自然之权：例如“……夫国之 赖以立者，须二事以成，有因众人以治己之私权，归之 于公，一也，有统权之君，以无之制法禁暴，二也”。 （卷一，

“夫此公法二派 ，其一，则与各国之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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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合 ，而尤不混 ，盖专指世人自然之权 ，及人人相待之 当然 ，并各国所保护人民之私权也 ，故论者称之为私权 之法” （ 。卷 一 ， 主权 、自主之权 ：例如 “治国之上权 ，谓之主权 ， 此上权 ，或行于内 ，或行于外 ，……主权行于外者 ，即 本国自主 ，而不听命于他国也 ，各国平战 、交际 ，皆凭 此权。 （ ”卷 一 ，

“至于自主之权， 行于外

者 ，则必须他国认之 ，始能完全 ，……他国若不认之 ， 则此等权利， 不能同享也， （ ”卷 一 ， 司法之权 ：例如 “司法之权 ，在上法院 、并以下总 会所 设之法院 ，所有干 犯合邦 律法盟约 之案 ，听 其审 断” （ 。卷 一 ， 国权 、国之主权 ：如 “至公地 ，凭国权而让于人 。 民产凭国权而入公者 ，则夫该地该货之新主 ，能坚守与 否 ，非 易 断 也 。 （ ”卷 一 ，

“国权既如何定律，则

法院断案， 必当遵之” （ 。卷 二 ， 全权 ：“凡国 ，恃他国以行其权者 ，人称之为半主 之国，盖无此全权，即不能全然自主也”。（卷一， 自有 之原 权 、偶有 之特 权 ：例 如 “凡自 主之 国相 待，操有二，曰自有之原权，曰偶有之特权”。（卷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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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制定律法之权”、“制法行法之权”、 “航海之权” “ 、交 战 权 利 ” “ 、立约之 权” “ 、操其 专权” 等等词组或表述，兹不再赘举其例。 尽管早在

年的《万国公法》里即已普遍使用

“权（利）”或有关词组，但只是到了光绪三年（ 年）刊印《公法便览》时，译者才第一次对“权（利）” 的含义做出明确地解释： 公法既别为一科，则应有专用之字样。故 原文内偶有汉文所难达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 觉勉强。即如一“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所 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分，有时增一 “利”字，如谓庶人本有之权利，云云。此等 字句，初见多不入目，屡见方知不得已而用之 也。 作为意译词，公法译本中的“权（利）”，有时表示 的是它的古典意义，例如“国权”、“国使之权”、“全 权”、“自主之权”等，它们都含有“威势”的意思，指 的就是“有司所操之权”。对于那些受过中国古典知识 《公法便览》凡例， 第

条。引文标点为笔者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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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人而言，当他们阅读到这类用法的时候，即便他 们对这类词句意指的“情境”感到陌生，也不会有什么 理解上的困难。 但在有些情况下，“权”字的含义便被附加上了更 多的内容，并被用来指称该词在传统语境下从未有过的 某些情形。例如“掌物之权”、“己民本有权利”以及 《公法便览》译本中“人之秉性，莫不自具应享之权利” （总论， 论，

“邦国有申冤之权，此与民权稍异”（总 ）等的词句里的“权”、“权利”或 “民权”，

它们完全是“权”字的古意所不曾有过的另一种意境。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权”字的本意

“威势”

向来在上而不在下，权在有司而不在凡间庶民。倘以那 种附加的意义和用法来理解上面的语句，就会变成民本 有“威势”、人莫不自具应享之“威势”等等，这岂不 乱了纲纪，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丁韪良在解释“权”字 的这种附加意义时说，诸如“庶人本有之权利”这类字 句“初见多不入目”，其症结恰在于此。《万国公法》问

世于同治三 年（ 《公法便览》

年），而在经 过了

年后刊印的

年） 的凡例中 ，又需要 对 “权” 字的

意义和 用法特予 说明 ，而 且为了帮助 克服阅读 上的困

难，光绪六年（

年）仍由同文馆刊印的《公法会

年 ） 一 书 的 凡 例 中 又 重 复 了 这 条 说 明 ，由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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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想见清朝当时的读者对于这类“不入目”的字 句是何等地不理解和无法接受。 丁韪 良对这种“似觉勉强” 的作法的解释可归纳为

二条 ，一是把“权”字界定为公法这门来自西方的学科 里的一个专用术语，它“不独指有司所操之权 ，亦指凡 人理所应得之分”；二是以原文内有汉文难以表达的情 形不得已而加以采用。 丁韪良将

译 为 “权” ，例 如 ：制 定律 法之 权 ；平行之权 掌物之权一

一

；私 权 的“权（利）”并非概指原著中的 里的

；国 权 ，等等 ，但译本里 ；实际上，英文 等词语，也

都视不同情形而被译成中文的“权”或 “权利”（详见 本章附表）。将上述英文词语一概译为 “权”字，从而 使英文中的许多语词和中文语词无法明确地区别表示， 在含义和用法上无法确切地反映出中西语言的差异 。为 克服这种翻译上的局限，丁韪良采取了技术性的处理措 施

“另添字句以 别之” 。 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笔者以为，丁韪良等

译 者 在 将 中 文 “权 ” 或 “权 利 ” 与 英 文 相 关 语 词 的 沟 通、对应方面所做出的尝试仍然有其开创性的意义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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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影响。通过适当的界定，首次从“权”字的古典意 义里引申出了“凡人理所应得之分”这个新意。（丁韪 良等在翻译中并没有沿用伯驾和袁德辉翻译滑达尔的国 际法著作时的译法）。不仅如此，单音节的“权”字还 被作为后缀，从而在构造更多的复合词以表达新意方面 表现出极强的功能。

这些新的概念在一系列的国际法

译本中得到了持续、稳定地使用，并且由于这些译本均 由清朝官方刊印，而有着相当的权威性和传播范围。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这些刚刚获得了新意的法学专 门词语，还随着公法汉译本的输出日本，对日本创制近 代法律词语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附表五： 丁韪良译《万国公法》篇目英中文对照表（ 第一卷

年）

释公法之义明其本源题其

大旨 第一章

释义明源

第一节　　本于公义

译本中除了直接以“权”结尾的词，如“国权”、“民权”、“私权” 外 ，许多表达形式为 “……之权”的词语后来也演变为如此结构的 复合词，例如，“平行之权”演为“平等权”，“掌物之权”演为“财 产权”，“捕鱼之权”演为“捕鱼权”等等。后来乃至今天许多法律 概念的构造也都遵循了这一规律。

第　１７０　页

第二节　　出于天性 第三节　　称为天法

第四节　　公法性法犹有所别

第五节　　理同名异

第六节　　理例二源

第七节　　性理之一派 第八节　　二子所论微异

第九节　　发氏大旨 第十节　　海氏大旨 第十一节　　公法总旨 第十二节　　公法源流 第二章　　论邦国自治自主之权 第一节（按：无译文） 第二节　　何者为国 第三节　　君身之私权

第四节　　民人之私权

第五节　　主权分内外

第　１７１　页

第六节　　在内之主权 第七节　　不因内变而亡 第八节　　外敌致变

第九节　　内变外敌并至

第十节　　省部叛而自立

第十一节　　易君变法

第十二节　　释自主之义 第十三节　　释半主之义 第十四节　　进贡藩属所存主权 第十五节　　或独或合 第十六节　　相合而不失其主权

第十七节　　相合而不失其内在之主权

第十八节　　相合而并失其内外之主权 第十九节　　波兰始合于俄 第二十节　　会盟永合有二 第二十一节　　会盟连横

第二十二节　　会盟为一

第　１７２　页

第二十三节　　日耳曼系众邦会盟 第二十四节　　美国系众邦合一 第二十五节　　与前二国异同如何 第二卷　　论诸国自然之权

第一章　　论其自护自主之权

第一节　　操权二种

第二节　　自护之权为大 第三节　　与闻他国政事之例 第四节　　以法国为鉴 第五节　　三国管制那国

第六节　　四国管制西国 第七节　　四国管制西之叛邦

第八节　　葡国有争英管制之

第九节　　希腊被虐三国助之

第十节　　埃及叛土五国理之

第　１７３　页

第十一节　　比利时叛五国议之

第十二节　　各国自主其内事

第十三节　　他国与闻或临事相请或未 事有约盟邦互保

第十四节　　立君举官他国不得与闻

第十五节立君举官而他国可与闻者

第十六节　　西葡立君英法与闻之

第二章　　论制定律法之权

第一节　　制律专权 第二节　　变通之法大纲有二 第三节　　植物从物所在之律 第四节　　古禁外人购买植物 第五节　　动物从人所在之律 第六节　　内治之权 第七节　　第二种就事而行于疆外者 第八节　　遇案之应由法院条规而断者

第　１７４　页

则不行 第九节　　第三种就人而行于疆外者

第十节　　船只行于大海均归本国管辖

第十一节　　第四种因约而行于疆外者 第十二节　　审案之权各国自秉

第十三节　　四等罪案审罚可及

第十四节　　法院定拟傍行于疆外

第十五节　　审断海盗之例 第十六节　　疆内植物之争讼审权可及

第十七节　　疆内动物之争讼审权可及

第十八节　　以他国法院曾断为准

第十九节　　　　疆内因人民权利等争端 审权可及 第二十节　　断案之法与讼之例有别

第　１７５　页

第二十一节 一

涉身之案他国 既断本国

从咎 第三章　　论诸国平行之权

第一节 分尊 卑出于相许

第二节

得王礼之国

第三节

得 王礼者分位 次

第四节

互易 之方

第五节

公用之文字

第六节

君国 之尊 号

第七节　　航海礼款 第四章 论各国掌物之权 第一节 掌物之权所由来 第二 节　　民物亦归此例 第三节 民物听命于上权 第四节

历久为牢固之例

第五 节　　权由征服寻觅而来者

第六节　　管沿海近处之权 第七节　　长滩应随近岸 第八节　　捕鱼之权 第九节　　管小海之权

第　１７６　页

第十节　　大海不归专管之例

第十一节　　疆内江湖亦为国土

第十二节

无损可用之例

第十 三节　　他事随行之例

第十四节　　同上

第十五节　　同享水利之权可让可改

第十六节

同航大江之例

第三卷　　论诸国平时外来之权

第一章　　论通使 第一节　　钦差驻劄外国

此处

三节丁韩良均未译出， 译者在正文第

节 末 注 释 云“ ：以

下三 节， 详载各 国同用某 处江河 ， 因 立约据 条款， 大例如 上俱同 ， 但 其细 微细 节， 无关 紧要 ， 故未译 出。 ”

第　１７７　页

第 二节

可遣可受

第三 节 　　何国可以通使

第四节　　国乱通使

第五节 先议后接

第六节　　国使等级 第七节　　信凭式款 第八节　　全权之凭 第九节　　训条之规 第十节　　牌票护身 第十一节　　在任之规

第十二节　　延见之规

第十三节

交好之规

第十四节

国使权利

第十五节

例外之事

第十六节　　家人置权外

第十七节　　房屋器具

第十八节　　纳税之规

第　１７８　页

第十 九 节 　　寄公信者

第二十节　　路过别国

第二十一节

礼拜不禁

第二十二节

领事权利

三 第二十三节

国使卸任

第二十四节　 　 　 　 召回国使 第二章论商议立约之权

第一节　　限制若何

　 盟约款式 第二 节 　 第三节　　约据章程 第四节　　擅约准废 第五节　　公约准废 第六节　　维执定约之权

第七节　 　 　 　 因约改法

第八节　　被逼立约

第九节　　恒约不因战废

第　１７９　页

第十节

常约存废

第十一节

盟约多兼二种

第十 二节

保护之约

第十三 节

合兵之盟

第 十 四节

立约助兵

第十五节　　相互之例 第十六节　　交质以坚信 第十 七 节 　　解说盟约 第十八节 　　中保之例 第十 九节

主持公论之学

第四卷　　论交战条规

第一章　　论战始

第一节

用力伸冤

第二节

强偿之例

第三节　　 强偿之用 第四节　　战前捕物二解

第五节

定战之权

第六节

公战之钱

第　１８０　页

第 七节　 　战有三等 第八节　　宣战之始 第九节　　敌货在我疆内者

第十节　　照行而行 第十一节　　敌物在疆内者不即入公 第十二节　　债欠于敌 第十三节　　与敌贸易

第十四节　　合兵之民通商敌国

第十五节　　不可与敌立契据 第十六节　　敌民居于疆内者

第十七节　　何谓迁住别国

第十八节　　西人住于东土者 第十九节　　商行设于敌国

第二十节　　身在敌国行在局外 第二十一节　　敌国土产属地主时即为 敌货

第　１８１　页

第二十二节

船因船户得名

第二十三节

领照于敌国

第二章　　论敌国交战之权

第一节　　害敌有限 第二节　　害敌之权至何而止

第三节　　互换俘虏 第四节　　何等人不可杀害 第五节　　敌人之产业

第六节　　抄掠敌境

第八节　　何人可以害敌

第九节　　船无战牌而捕货者 第十节　　民船领战牌者 第十一节　　被捕之货可讨与否 第十二节　　夺回救货之例 第十三节　　审所捕之船归捕者本国之 法院

第十四节　　局外之法院审案

第　１８２　页

第十五 节　 　领事在局外之地者不足断

此案 第十六节

照例所捕在国不在民枉理

断案自行理直

第十七节　　植物如何还主

第十 八节　　守信 于敌 第十 九节　　停兵之约 第二十节　　停兵之权 第二十一节 一

自何时遵行

第二十二节　　解说停兵之约

第二十三节　　停兵期满复战

第二十四节　　投降约款

第二十 五节　　护身等票

第二十六节　　凭照与敌贸易 第二 十七节　　何权足以出照 第二十八节　　捕货讨赎 第三章　　论战时局外之权 第一节　　解局外之意 第二节　　全半二字

第　１８３　页

第三节　　局外之全权 第四节　　局外之半权 第五节　　局外之权被约限制

第六节　　因前约准此而禁彼

第七节　　在局外之地不可行战权

第八节　　经过局外之疆 第九节　　沿海辖内捕船

第十节　　追至局外之地而捕者

第十一节　　局外者讨还

第十二节　　犯局外之权而捕货局外者 自必交还赔偿

第　１８４　页

第十三节　　交还之权有限制

第十四节　　在局外之地避患买粮卖赃

第十五节　　守中有二事

第十六节　　借局外之地招兵备船即为 犯法

第十七节　　律法禁之

第十八节　　局外之船于大海如何

第十九节

捕拿敌货在局外之 船这为

常事 第二十节

第二十一节

载敌货之船有时捕为战利

捕拿友货在敌国之船有

人行之 第二十二节

二归非不可相离

第二十三节　　局外者装载敌货

第　１８５　页

第二

四节　　战时禁物

第二十五节

寄信载兵等

第二十六节　　载禁物之干系

第二 十七节　　通商战者之属部 封港犯封 第二 十八节　　 第二十九节　　往视稽查之权 第三十节　　敌人为船主而强御者

第三十一节　　局外者借敌人之兵船 载 贷 第三十二节　　局外之船借敌人之保护 可捕拿 第四章　　论和约章程 第一节　　和权惟国法所定

第二节

立和约之权有限制

第三节　　和约息争 第四节　　各守所有

第五节　　和约自何日为始

第　１８６　页

第六节　　交还之形状当何如

第七节

犯条悖约

第八节　　和约争端如何可息

第　１８７　页

第五章　 　探索西方的“法言法语”

一、毕 利干与《法国律例》 年九月号《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曾译载过的 英国于

年颁布的一 项关于监狱管理的法令（

条） ，

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翻译成中文的一部外国法令（见 第二章末） 。 而自那以后的将近

多年时间里，我们一直

没有发现有关翻译外国法律、法规的任何记载，尽管这期 间、特别是

年代以后清政府在引进西方国际公法方

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直到光 绪六年 ，即

年京

师同文馆以聚珍版刊印了法国人毕利干主持翻译的《法国 律例》，翻译外国法律、法规方面的工作才又有了新的进 展。

关于毕利干主持翻译《法国律例》一事，过去学术 界和法史学界曾有著述论及于此， 特别是李贵连

年

发表的“《法国民法典》的三个中文译本”一文，对于该

第　１８８　页

书的概况，尤其是其中的“民律”部分专门作过十分有益 的 探讨。

不过总的来讲，这件事并未引起法学界更多、

更进一步的关注和重视，

甚至在偶有提及的论著当中，

对它往往还存在有不大准确的介绍。 《法国律例》的问世是有明确史料记载的，而且是完 整保存至今的最早输入中国的西方法典文本，无论在中国 法律史或比较法学，以及在中法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方面， 都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和意义

鉴于这个译本在近代中国

输入西方法典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本章拟专门 讨论有关于这个译本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汉译本《法国律 例》如何在中文世界里第一次展现西方大陆法系法典体系 的概念，以及其在最早建立起的中文与西文法律语词的沟 通对应关系方面所做出的尝试。 首先，作为西学深层次背景的一个部分，《法国律 例》所以能够在清政府的一个中央机构下翻译并出版，一 如当时其它有关西学书籍的译印，与同文馆之设立，特别 是后来同文馆训练科目范围的扩大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 点，和先前诞生于同文馆的“万国公法”有着共同的历史 见《比较法研究》，

年，第七 卷，第一期

关于此书的介绍，长期不见于有关中国法律史的任何教科书，例如张 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 专门列有“西方法文化的输入”一节，但均未提及此书。

年）一书中

第　１８９　页

背景。但要注意的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洋务大臣创办同 文馆，以翻译泰西言语文字为最关要紧之事，提倡并鼓励 译书，至于翻译何种主题的西书似无限制。实际上，仅就 政法一类的书籍来说，直到《法国律例》付梓之际，除了 早在

年就由总署出资 支持刊印了第一部完整的汉译

国际法著作《万国公法》外，同文馆还刊印了《星轺指 年） 、 《公法便览》

掌》

年） 、 《公法会通》

年） 三种国际法书籍 （见前一章） 。 这些书籍都由总 理衙

大臣题签或作序，并 以聚珍版刊印。这些事实表

明，在对办理交涉事宜有着亲身体验的一部分清朝官员看 来，了解外国的法律是十分必要的。 恭亲王等人于

年给清帝的一份奏折中说，由于

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语言文字无不留心学习、潜心探索，因 此他们在交涉中往往“援据中国典制律例相难”。朝廷办 理交涉的官员虽“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但“外国条 例俱系洋字，苦不能识”。而在另一方面，即便乘间探访 获知了外国的法律书籍，若想索取并委托翻译，“又恐秘 而不宣” 。

于此可见，既然翻译外国的法律书籍不无裨

益，而外国人又愿意把它们翻译成中文，那么外国法的引 进自然不会存在障碍；而奏折当中的理由阐述，甚至还透 《筹办、 夷务始末》同治朝， 卷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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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一丝推动西法输入的朝气。 与教授语言只能聘请西人 、无法求诸于本国一样， 同文馆里讲授科学的教习也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从西人当 中访求。一向对清政府兴办学习西学的这所语言学校抱有 兴趣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署提出由他招聘外国教习来 馆讲授西方的科学，并得到了批准。

年春赫德匆促

赴欧洲招聘，结果，“年轻有为的法国科学家毕利于被聘 为化学教习” 。 有关毕利干的一般背景情况，我们所知不是很多。 从目前可见的有关文献当中，仅有关于他的一些零星片断 的

录。

透过这些记录我们大体可知，毕利干于

年受聘来华任化学教习， 光绪十六年 （

此后一直在馆任教，并曾于

年）三月分署总教习。

［英 魏 特尔《赫德与中国海关》上，第

年回 国，

页。

夏东元《 洋务运动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初版）一书中

将毕利十 、丁韪良等同文馆外国教习的国籍错列为英国 。见该书第 页又 关于 毕利 干的 生卒 年代 ，中国 社会 科学 院近 代史 研究 所编 页 ） 中说 是

译室编辑的《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第 年，显系有误。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奏》 日）中说化学教习毕利干于同治十年（

名录》 （光绪二十 四年刊本）说 是同 治六年（ 馆 《同文馆题名录》光绪二十四年（

年

月

年）到馆；又《同文馆题

年）刊 本。

年）受聘，十年到

第　１９１　页

三年后卒于巴黎。 毕利干几乎将他后半生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向中 国传播西方知识的事业上

他无疑是同文馆里最为尽

职尽责并勤于著述的外国教习之一，从总管大臣和提调对 他一致的褒扬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王文韶、苑 棻池、李鸿章等都认为他是“法国好学深思之士” 用 仪 称 他“ 通 敏 好 学， 督 课 甚 勤 ”。

徐

就连好大喜功的同

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也承认毕氏讲课常能引起学生研究化学 的兴趣，不复炫耀中国的炼丹术，又由于他在授课之余译 出了《化学指南》和《化学阐原》两书， “中国化学之父”的美称。

文韶， 《法 国律例序》

除了翻译《 法国律例》之 年 ；苑棻池，《化学阐原》序（

年） ； 李鸿章， 《法汉合璧字典》叙 （ 徐用仪，《法汉合璧字 典》叙 （

而 冠之 以

年）

年）

《化学指南》十卷是毕利十与联子振合作翻译 并于同治十二（ 年出版的，此书译自

年）

，的 《化学阐原》 （毕利干口 译，副教习承霖、王钟祥

助译）共十五卷（另有卷首一卷），两函十六册，光绪八年（

年） 据

同文馆 聚珍版刷印。其原本为

后者“凡例”云，此两书当参照互用，指南为入门之书，而阐原为深 造之学也。 中译本： 马士《中 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附 录 （六“ ）同文馆沿革” ， 第

页

第　１９２　页

外，毕利干还利用余暇，编成了一部颇具规模的《汉法合 璧字典》 （

年在北

），于

京和巴黎同时出版。 的确，他是同文馆外国教习里除了丁韪良以外译述最 富的一位。而且从他译著的门类上看，它们涉及了自然科 学、 法律和语言文字三大领 域， 也就是说， 他 在沟通东西文 化和引进西学上所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正由于他馆课勤 奋、 兼译各书而且始终不懈的突出业绩， 毕利干得到了总理 衙门的奏奖，

年他被清廷赏给 四品顶戴的虚衔。

毕利干在馆的专责是教授化学，本与法学无涉，那么 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去完成如此规模的法律翻译工作呢？这 个问题虽然有趣，但却很难从现有的史料中找到答案。总 管大臣王文韶在《法国律例序》文当中曾稍涉于此， 他说： 《法汉合璧字典》 （

，

。这里顺便要说明的是 ，在笔者所见到的所有提及这

部字典的文献或著述里，例如《同文馆题名录》（光绪二十四年刊）、 傅任敢译丁韪良《同文馆记》、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年）等等，都将该字典的名称记作 “汉法字汇 ，然而严格地来讲， 这个书名并不正确，因为该字典的脊部和扉页都已明确地显示了它固 有的中文名称，即“法汉合璧字典”。正因为“汉法字汇”这个名称 的不规范，曾使笔者为查寻此书而累受其苦。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诉等奏》，见中国史学会主 编《洋务运动》 （二）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 第

页

第　１９３　页

同文馆化学毕教习，系法国好学深思之士。 着有化学指南、阐原各书。翻译成帙，而于刑名， 尤本诸家学。兹后因授课之暇，商同丁总教习， 率化学馆诸生，译出法国律例共四十六卷， 这就是 说 ，毕氏在 法学方面是有 家学渊源的 ，尽管 我们尚不知晓他是否接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实际上，仅 从他能够利用训课之余 、令人惊叹地主持翻译出皇皇 卷 （共

册）的法国法典这一行为本身，便可以想见他

对法学和向中国介绍法国法抱有怎样的热情了

如此

规模的法典翻译工程，实非一般的兴趣所能为也。 二、第一个西方的法典模式 《法国律例》是光绪六年， 即

年由京师同文馆出版

的， 因其以武英 殿木活字刊印， 故称 “ 同文馆聚珍板” 。 该书 第一卷目录页末尾及别处印有“法国毕利干口译、宛平时雨 化笔述” 字样， 可见《法国律例》之汉译工作， 是按照

世纪

年代以前长期流行的合作翻译模式完成的，即以洋人为 主而辅以华人； 由洋人 口译， 华人笔述。

在

雨化系河北宛

世纪绝大部分时期里，西学的输入基本由洋人占取主动。这包括

输入西学门类的选择、书目的确定以及在翻译中所承担的角色等。译 书的方法也是长期形成的这种固定模式，

第　１９４　页

平人， 生平不可考。 据有关同文馆的史料， 只知道他是同文 馆化学馆的一名生员，除有一次缺考的记录（

） 外，

余皆不详。王文韶序文里说毕利干“率化学馆诸生译出法 国律例” ， 故推想 参与译事者， 可能还不止时 雨化一人。 毕 利干在翻译中无疑承担了重要角色，但时雨化笔述之功亦 不可没。 《法国律例》统共六函四十六卷， 凡

册，总计

页。全书气势恢弘、卷帙浩繁，不仅是同文馆所曾刊印西 书译本中规模最大的一种，即在整个

世纪西方法律书

籍翻译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见表）。其各册封面书名由 总署大臣、户部尚书董恂题签。卷首是总署大臣王文韶的 草体序文；其后为“凡例序”，该序虽无署名，但当为毕 利干所撰。

接下便是目录和主文。

《同文馆题名录》所载戊寅 （

年） 刊， 第 笔

年）岁试榜应试学 生名单，光绪五年

页。

所见《法国律例》（聚珍版）仅有此一篇序文， 有人说此序为丁

韪良所书，不知所据。愚以为，倘若这篇序文出自丁氏手笔，则不会 不落款署名，盖丁氏编书作序，向有落款的良好习惯，故也。又《凡 例序》虽名之为“序”，但严格说来，实为内容要介或凡例，不足为 序，这或许是“凡例序”不加署名的原因。

第　１９５　页

附表六：《法国律例》篇目结构一览（ 篇名

函

卷（册）

刑名定范

四（

刑律

四（

贸易定律

六（

园林则律

二（

民律

二十 二 （

民律指掌

八（

总计

四十六 （

法条

年） 叶／页

《法国律例》是法国六种主要法律的一个汇辑，实际 上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法律汇编。按“凡例序”的说明， 这六种法律的内容是： 刑律，系分明解说指定如干某例即获某罪， 并应科以何刑。其所制刑名定范，系陈明某项 罪案应归某官员所管，该官应遵某例而科定其 罪也。其所制贸易定律，系陈明一切商贾交易 之事，并于一切运载各货，或系雇赁车船并车 夫、水手及铺户生意赔累、倒行、打帐等事， 均归贸易定律，因案按例衡之。其所制园林则 律，实为国家之要务，不惟可取其材，及于风 雨之调顺与地势之通畅，并所有园林，有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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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官 ，亦有属之于民者 ，遇事均宜按例遵行， ……其所制之民律，系制定民间一切私利之事 也。而此民律，复分为三纲，共计二千二百八 十一条，其一纲论人，二纲论资材 ，三纲论以 何法能获赀财利益并互相有勉行应尽之责 。其 所制民律指掌，系制定各项范围，以便人人行 其所执之权也，一遇因事到官 ，考其所执之权 是否切实，如无异议，则其所执之权，系为牢 不可破之权，应令照权遵行。

检阅毕利干《汉法合璧字典》中的相关辞条，此处 的“刑律”即

，今译作“刑法”；“刑名定范”

即

，今 译“ 刑 事 诉 讼 法 ”； “贸

易定律”即

，今译“商法

即

“园林则律 ”

，今 译“ 森 林 法 ”； “ 民 律 ”即 ，今

今 译“ 民 法 ” “ ； 民 律 指 掌 ”即

译“民事诉讼法”。关于这六种法律译自何种原本以及有 关原本的背景情况，书中未作任何交代。不过，从《凡例 序》结尾处“兹译原书开首例序有如是者”一语看，不仅 译本中的凡例序是来自“原书”开首的一篇例序，而且整 个译本也应当是来自一部类似的法文本的法律汇编。 考 全书内容 ，并与民国二年（

年 ）商 务印 书馆

编译所 出版的《法国 六法》中相关 的法律比照排 查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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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除“园林则律”之外，其他五种法律均为拿破仑时代 以来法国颁布的法律，即今天我们所称的法国的民法典 年）、商法典 （ 刑事 诉讼法典（

年）、民事 诉讼法典 （ 年） 、刑法典（

年） 、

年）

关于译本中这六种法律的结构和编排次序值得我们 的注意。 上文已经讲过，《法国律例》共有六函，因王文韶的 《法国律例序》文和全书的《凡例序》均冠于“刑名定范、 刑律”一函之首，故此函亦无疑居于全书之首；余者四种 法律中，除“贸易定律、园林则律”和“民律指掌”各自 别为一函 外“ ， 民 律 ”一 种 则 分 为“ 民 律 第 一 函 ” “ 、民 律 第二函” “ 、 民 律 第 三 函 ”， 自为一体。 然而， 这四函之间 并无序列标记，故其连属，无由判断。从王文韶序文的叙 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六种法律的排序是：刑律、刑名 定范、贸易定律、园林则律 、民律、民律指掌。此外， 《凡例序》 中 亦 以同 样 的顺 序 分 别介 绍 这六 种 法 律 。将 《法国律例》译本中各种法律的实际排列与两篇序文的叙 述顺序对比来看，显然，其间差异主要在“刑名定范”和 “刑律”这两者之先后互有颠倒。不过，无论如何，刑事 类法律被置于民（商）事类法律之前，事属无疑。 在一个发达的法律秩序中，总会形成各种不同层次或 不同类别的法律；而这些法律又决非是不加意识或无所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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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地被乱堆在那里的；它们总要按照人们的某种主观价值 标准而被构造成某种有序的状态。例如我们总是把一般 的、 根本性的或者重要的法律排在个别的、 特殊的或次要一 些的 法律之前。 又如“ ，公 法的” 与“私法的”法律在不 同时 代或不同类型的法律秩序当中也会有主次排列上的差异。 显然 ，中译本《法国律例》的结构和编排次序有这 样几个特点： 其一 ，宪法在近代民主政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它 是创立各种基本法典的依据和效力渊源，在一个完整的法 律体系中总处于领先的位置。然而，这部译作当中没有法 国宪法的位置。 其二，按照两篇序文，向称

世纪法国法典 编纂史

上杰作的民法典被编排在刑事法律之后，甚至在商法和园 林则律之后。 其三 ，刑事诉讼法又被置于刑法典之前 。这些都并 非是其母语传统下的编辑式样。 《法国律例》译本中所呈现出的刑前民后的编排次 序，究竟是仅仅照搬了底本的原貌、还是编译者有意重新 做了如此编排，这给我们留下了充分想像的空间。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是由于编译者为了能够向这个 由《大清律例》一统天下的国度介绍和传播法国法而有意重 新编排的结果，目的在于迎合或者适应中国法律以刑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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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传统性格。具体来讲，编译者在安排法国律例的结构 时， 大概是受了这样的一种观念的支配： 向中国介绍外国法 典， 应尽量使用中国人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 并尽量使中 文呈现出来的东西符合中国人的习惯。按中国法律传统， 不仅诸法合体，而且以刑为主。刑事法律自应居于首要位 置。 至于商法被编在民法之前，可能与当时洋务运动兴 起的“重商、商战”、要求制定商法的形势有关；独立的 民法和民事诉讼法为中国传统所无，则放在最后。另外， 或许是受中国古典律学中“刑名第一”传统的影响，也可 能是由于对刑事诉讼法性质和内容的误解，而又将“刑名 定范”列在了“刑律”之前。 再有，对于从事如此规模的法律翻译的毕利干而言， 他不可能没有宪法在现代法典体系中所占何等重要位置这 样一个起码的法律常识，然而译本中宪法竟付阙如。毕氏 宁肯译出“园林则例”而放弃宪法的理由，笔者推测，除 了因为译者的这样一种认识或感觉使然之外，很难说再有 别的理由，这就是中西政体的根本差异，译出那种与天朝 体制本不相合的凝结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根本大 法，不仅毫无用处，甚至会冒政治风险（译出“园林则 例 ”则 不 会 冒 险 ， 或 可 反 有 实 益、 反获嘉许） 。 无论这种解释能否成立，对于当时的读者说来，《法

第　２００　页

国律例》的这种编排容易使人发生种种误解是完全可能 的。梁启超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曾特别提醒读者注意： 《法国律例》虽然名为律例， 但“不得以刑书读也” ， 正是 为了要纠正人们有可能将《法国律例》视如《大清律例》 一样，仅仅是指法国刑法这类可能发生的误解。 法典的结构与排序问题虽看似无关大旨，可是，作 为最早引入中国的西方大陆法系国家的第一个法典模型， 《法国律例》至少在部门法的分类上显然已经不同于中国 传统律典的结构形式。不过透过这种被“中国化”了的法 国法典体系，我们又可隐约地感受到“民刑有分”与“诸 法合体”之间在最初相遇时所呈现出的矛盾复杂的情形。 中华民国二年（

年）五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

所翻译出版了《法国六法》一书，这是自《法国律例》问 世

年后所见到的第一部完整的法国法典 汇编，也可说

是近代中国引入的第二个大陆法典模式。它的结构与《法

国律例》的编排结构已经完全不同

依次为 “法国宪

法” “ 、法 国 民 法 ” “ 、法 国 民 事 诉 讼 法 ” “ 、法 国 商 法 ” “ 、法 国 治 罪 法（ ”即 法 国 刑 事 诉 讼 法“ ，治 罪 法 ”一 词 显 然 是 受 日本译词的影响）和“法国刑法”。这个法典模式不仅恢 复了宪法的统帅地位，而且将民法置诸于各部门法之首 位、刑法置于篇末。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正是清末民 初立宪修律运动带来的一个结果。

第　２０１　页

三、汉语世界里的“法言法语” 向来对法国民法引以为豪的评价，必要言及其语言 的优美、简洁和通俗易懂等立法技术上的优点，特别是与 有“法学家法”之称的《德国民法典》相比较，更是如 据说拿破仑所设想的民法典应当是每个家庭里和

此。

《圣经》一样的必不可少东西，而且浪漫地想象出它是法 兰西农民们能在田园月光的照耀下阅读的书。但这都只是 在西方文化氛围下对法典语言风格的一种评价。若把法文 转换为汉语，则其原味、原韵之失，不知几凡。摆在毕利 干面前的正是这样一种困难。虽然中法之间的文化交流早 世纪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就开始了，其间也 有过

在

一些编纂双语词典的尝试，但这次翻译所要处理的是法律 性质的材料，特别是法典中的概念、术语、名词的翻译， 比较法学家指出，可能由于考虑到为使拿破仑那样的有觉悟的非法律 家能够理解，民法典的起草者可以刻意追求了法典行文的简练，因而 使之在文体方面堪称杰作，其行文流畅明快，司汤达为获得其韵律，

每天必读数节的故事被传为佳话，而保尔

瓦莱利甚至将其称之为

“法国最伟大的文学著作”。相反，作为潘德克顿法学产物的《德国民 法典》的文体和用语是以抽象的、专门技术性的、复杂的而晦涩的行 文写成，特别是大量使用纯粹、精密而准确的法律概念和用语。参见 ［日

大木雅夫 ，《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 页。

年初版，第

第　２０２　页

都是从无先例可供借鉴的。 《法国律例》的译者是用怎样语言向中国人展现西方 世界法律图像的呢？ 限于文献资料之不足 （尚未查到《法国律例》译本的原 本），尤其是笔者学力不逮，因此这里暂就现有的一些史料 稍作分析， 途径有二： 一是将《法国律例》与 《法国六法》等材料 （包括 不完整的法国民法 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

年出版的

年后修律馆纂修陈箓翻译的

） 进行比较； 笔者相信， 这种比较在一 年至民国初年这

年间汉语世

界理解和吸收法国法律概念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及其某些特 点。其二，《法国律例》中的大量文句和译词今天读来难以 通解， 既然无法知晓它的原形词， 故而权且借助毕氏于 年编成的《法汉合璧字典》，

从该字典提供的与《法国律

例》译文用语相对应的中文语词中反求其原语，再将该原语 参见拙文 “法国民法典的第一位中国译者” ， 载《法学》 年， 第 期 从汉学角度来讲，除了早期传教士编纂的若干汉语词典初稿，直到 世纪开始，法国甚至欧洲的汉学始终没有一部适用的和现代的辞书。 年小德经编纂出版过一部大型的《汉法拉丁语词典》，但只是一部 年， 即《法汉合璧字典》出版 古老的汉语词典《汉字西译》的翻版。 的前一年，河间府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顾赛芬（ ， 这是一部比 年） 编成《法汉常谈》 较大型的汉语古文词典，后来曾多次再版。由于该字典是以法文解释 古汉字，很少注意通俗语言，也无视科技或专门术语，因此它是研究中 国古典文献的一部极为珍贵的工具书，对于汉语新法律概念的研究则 几乎没有什么价值。

第　２０３　页

与后来编辑的法汉字典进行对比（见附表），如此可以更确 切地了解这些“法言法语”最初的含义与变化。 就前一途径而言，李贵连已在他的论文（

年） 里作

了开创性的研究， 他以民法为线索， 对《法国律例》中的 “民 律” 与修律馆陈箓的《法兰西民法正文》及李浩培于 代译成的《法国民法典》

年

年初版） 这三个译本进行了比

较分析，指出馆译本和修律馆本之间在译文、使用概念上都 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结论是后者优于前者。 笔者将《 法国律例》与《 法国六法》进行 全面对比 后，发现两者之间在用语和概念表达方面的确存在着很大 的差异，不仅是民法，即在其它各个部门法律的译文当中 也不同程度地有所反映。为了进一步说明之，下面观察几 段译文： 　 　 　 　 　 　 　 　 　 　 　 　 　 　 　 　 　 　 　 　 　 法国六法 治罪法 法国律例 刑名定范　 第一条、按法国例，国家设有刑曹之　　第一条、求欲以犯人处刑之诉 官，凡一切刑名之案是其专责，无论 何项人等，凡有屈抑亏累者，均可身 当原告，挟有控诉之权，前往管理此 项刑名之官据实申诉。 第一类、 论惩愆司衙门所理之事　　　　　　　　第一卷、 警察裁判所之事 第二类、论一切词讼案件应归于秉公　　第二卷、应任陪审之事件 议论词讼之署中照案办理者 第一节、 论秉公议论词讼之绅　　　　　　　　　　第一款、 陪审之事

第　２０４　页

第三类、论呈请注销一切案件之条例

第三卷、请求取消裁判谕知之方法

第五类、论如一项案情内关三四官署

第五卷、二个之裁判所管辖相触时应

应行科办者而其案果应归于某衙门拟

定其中一个之诉及由此裁判所移审察

办、 以专责成并有接到一切案情而其案

于彼裁判所之诉

却归非该署应管理者即转移于应管之 衙门以资科 办 第七类、论有数件条例而特与国家 君

第七卷、关于人民之权利及公的安宁

民有所 关涉并关涉一切休戚之事者

之 诸件

法国律例 贸易定律

法国六法 商法

第一卷、论总赅贸易情形

第一 篇、一切商业之事

第一 类、论一切商贾贸易之人

第一卷、商人之事

第二类、论一切商贾贸易所立 各项册

第二卷、商业 册簿之事

簿之事 第三类、论一切商贾市馆之 事

第三卷、会社之事

第一节、论一 切商贾之会之名及其一

第一章、会社之种类及其规则

切围范 第二节、论各会中商友遇有口角争执

第二章、起于会中各人间之争 及裁之

之端则以何法为之调处而排遣之

之方法判

第四类、论夫妇析业之例

第四 章、夫妇分财之事

第八类第一节第十一段、论持票人于

第八卷第 一章第十一款、汇票所持之

兑发银雨有应得 之理并有应得之本分

权利及义务

法国律例 民律指掌 第一集、论一切控诉案件而有推敲追

法国六法 民事诉讼法 上篇、在 裁判所之诉讼

比之情系在官署之中 第一卷、论晰讼官署

第一卷、治安裁判

第一类、论传案票之事

第一章、呼出之事

第　２０５　页

第四类、论所拟示谕系关词讼于物主

第四章、财产占有权诉讼之裁判

之权者 第九类、论息讼官遇事有应回避之情

第九章、述治安裁判官故障之事

第二卷、论各项微末职官之衙署

第二卷、下等裁判所

第三类、论于晰讼之绅而拣选一人以

第三章、被告人委任代书师之事及被

为驳辨原被告所呈约据者

告人之答辩

译者用以对应法文法律概念的语汇自然仍是那些中 国固 有的习见 习用的 语汇， 如“ 词 讼 ” “ 、刑 曹 ” “ 、刑 名 ” 、 “官署” “ 、衙门” “ 、六部” “ 、南 书 房 ” “ 、朝 廷 ” “ 、商 贾 ” 、 “票”等等；但对于许多无法从现有的语汇中找出用以对 应的那些陌生概念，则只能在固有词语范围内进行各种重 新组合予以表示。 组合的方式，或者是仿照原来已经行用的某种习惯 表述，通过替换其中的某些语词，使之改造成为一个新的 概念。例如，清代律学中有“刑名指掌”一词，而“民律 指掌”即是仿造该词的结果，用来表示 。类似的仿照形式还有“园林则律” 今译“森林法”）一词。按清代中央各部院大多有厘定其 组织及职掌的法规，称为“则例”。其中，刑部有将之与 “ 律 ”合 并 者 ，称“ 律 例 ”，但 未 有 称“ 则 律 ”者 。译 者 将 “则例”中的“例”替换成“律”，以“则律”对应 一词。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新词未必能够恰当地表示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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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但这往往是译者在翻译中 首先会考虑的一个办 法，因为这样的新词比较容易为读者所接受。 另外就是先尽量搜求一个最接近本源语意思或者概 念类似的中心语词，然后在它的前面加上一个说明性或描 述性的短语，以限定那个中心词的意义。例如

一词，

译者先将它对应为中国的“绅士”，并在它的前面加上一 个定语，成为“论秉公议论词讼之绅”这样一个概念。他 如 “无王国”

，今译民主）、“有主之国”

， 今君主政体） ， 以 及 凡 例 里 面 的“ 由 天 所 生 之 律例”或“天生律例”和“由人所加增之律例”等等，也 都是具有类似构词特点的新法学概念。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本源语概念都能方便的借助这 种组合方式。有许多就只能是纯粹性地描述。如将 一词（今译编纂法典）描述为“揆之于情、度之于理”。 再如一个关于司法管辖的概念，“刑名定范”里则以很长 一段令人费解的语句来描述

“如一项案情内关三四

官署应行科办者，而其案果应归于某衙门拟办以专责成， 并有接到一切案情而其案却非该署应管理者，即转移于应 管 之衙 门， 以资 科 办。 ” 以添加字句的方式另造汉字组合，是翻译外来概念 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它常常使整个译文显得臃肿、繁 杂，特别是添加描述性字句的概念，而且由于无法顾及语

第　２０７　页

言的表达习惯和方式致使阅读发生不便和困难。《法国律 例》译本当中在存在“词位空缺”的几个部分，如“民 律” ， 这种新的汉字组合非常之多 从当时的工作环境上看，毕利干以中文探索西方的 法律概念并非毫无途径可寻。他与丁韪良多年公事，而丁 氏又有翻译国际法的经验。因此对于某些复杂的概念的理 解，他是有条件与丁互相协商共同探求的。尽管目前没有 直接证据证明这一点，但毕氏曾将

一词解释为“有

应得之理并有应得之本分” “ 、理 应 ” “ 、例 应 ”等 等 ， 可能 就和丁韪良的翻译有关 即将

丁韪良在翻译万国公法时，

定义为“凡人理所应得之分”。此外，毕利干据

以编纂法汉字典的语言参考资料，也包括了丁韪良的所有 国际法译本。 关于《法国律例》译本的准确性方面，梁启超曾作 过 不客气地批评。在

年发表的第一部政论著作《变

法通议 论译书 》里，他指出： 中国旧译，惟同文馆本多法家言。……然 彼时受笔者 ，皆馆中新学诸生，未受专门，不 能深知其义 ，故义多闇曶。即如《法国律例》 参见《法汉合璧字典》的参考资料目录。

第　２０８　页

一 书 ， 欧 洲 亦 以 为 善 本 ，而 馆 译 之 本 ， 往 往 不 能 达 其 意 ，且 常 有 一 字 一 句 之 颠 倒 漏 略 ，至 与 原文相反者。

同年梁在著录西书时也说该书“译文繁讹”。 梁启超指出译本繁讹且与原文含义相违，这些问题 或缺陷对于任何一部译本都是根本性的。可是我们知道， 那时梁启超既未出国，也不懂得任何西文，他是何以得出 如此评价的呢？笔者猜测，这种评价可能来自某个熟悉法 国文化的人（当时已有几批游学法国的学生学成回国）， 可能也有个人研读的体会。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梁启超能对 《法国律例》作双语式的对照分析，并发现其中的“繁讹” 之处和“与原文相反者”。无论如何，考虑到译者毕竟是 一个外国人、而当时对法国法的学习和翻译又事属首创， 梁的这番评价是过于苛刻了。 《法国律例》出版以后，对于当时渴求探知西学的个 别知识分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里可举一个个别的、但 较为典型的例子。 年代是康有为猛读西书并逐渐形成他的仿洋改 制思想的重要时期，估计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就对这部译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

年。

第　２０９　页

作进 行过深入 地研究 。在写于

年的《答朱蓉生书》

里 ，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康有 为是如何畅达自如地引述了 《法国律例》民律中的

个条文和刑律中的

个条文，它

们主要涉及与中国伦理社会所重的领域相类似的那些方 面。

康认为“东西律制，以法为宗”，若要考察法国的 其引文如下，“今按《法国律例》，民律第一条云，此律例系由国王 颁 行，凡列名于法国版图中者，无一人不应 钦尊谨守。第十八条云，凡 形同叛 逆 ，欲行谋害 国王者 ，照弑 父大 逆重 案科罪。此条在论治叛 逆，与不论尊卑

分干 犯 国 王 及 宗 室 一 条 内 ， 皆 道 名 分 者 ，不 能 悉

数。其第二节，论治官员，在任内干 犯罪过，有不忠于君而失 其职守 之例。第三百七十一 条云 ，凡一切子女，无论其人何等年岁，须于其

父母有恭敬孝顺之心三百七十二条云 ，凡一切子女 ，为其父母所莞 属第三百七十四条云 ，凡为子女不能擅离父母之家 ，除有令其前父 命往某处者，始可椰移。第二 百一十 三条云，凡为妇者，应为其夫者 一

所管属。第二百十五条云，凡一切妇人不能自主作为，及事中见证， 须有其夫之命，始得前去。第一百零八条云，凡既经出嫁之妇，不得 自谓有家居 之所，应随其夫之家以为家第一百四十 八条云，凡男女 不能自具意见 ，妄为结婚，须有父母允准之命 ，始可结婚第一百六 十二条云 ，凡自其一祖相传一脉直 族旁族之人，不能结婚。但其名分

系兄 弟姊 妹者 ，均不 得结婚 即姊 夫妹 夫 ，亦 不能 与舅嫂 等辈 结婚 ……法国刑律第二十八条，凡有案犯，除治以应得之罪外，该犯即为 众人不齿之人。第三十 四条，凡为众人所不齿之人，不准其充当一切 职役，不准 其被人保荐，不准其保荐人，不准给带宝星有经理司 之 权，并为介绍质证刑忤乡团兵弁师友教习监督，均不准充当，即为众 人不齿之人”见《康子内外篇》（楼宇烈整理）中华书局， 版 ，页

。

年初

第　２１０　页

这些法律条文，则可知父子天性、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 地之间， 凡人道所莫能外者” “ ；至 于 人 心 风 俗 之 宜 ， 礼仪 廉耻之宜，则管子所谓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有国有家， 莫 不 同 之， 亦无中外殊也” 。 甚 至“ ，以 此 知 彼 族 亦 极 尚 廉 耻也”。这样的比较，使他有力地反驳了当时流行的那种 三纲五常只是中国之大教，“西夷无之”的守旧观点，并 得出结论，“彼惟男女之事，不待媒妁，稍异于吾道，自 余皆无” 。 可见，康通过阅读《法国律例》，充分认识到西方同 样有其丰厚的“学艺政制”背景和发达的精神文明。在体 用关系上，这时他已突破了早先的那种认为西洋之“用” 只在于“格物制造”的观念上的局限，而直讲“西学政艺 之用”，把“西政”放在了西学的突出位置。由此观之， 康有为可能是最早就《法国律例》作中西比较研究的人。 从引用条文的熟练程度看，应当说，他是认真地研读过它 的，并且能将其中的某些内容作为发展自己思想的有益材 料，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当时，康有为正在广州长兴里开堂讲学。他为了阐 发中西政教风俗之故“ ，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 ，

《法国

律例》也同样在他阅读的视界当中。南海先生又“尽出其

《饮冰室合集》第四册“ ，三十 自述” ， 第

页。

第　２１１　页

所学， 教 授 弟 子 ”，

因此，在聚徒授业之时，《法国律

例》也很可能是生徒之间传习的西书之一。 年梁启超在上海主持《时务报》时，对几十年 来汉译西书的成就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在同年编 成的《西学书目表》中，他第一次将《法国律例》一书加 以著录。 他认为 “《法国律例》名为‘律例’， 实则拿破仑 治国之规模在焉，不得以刑书读也；唯译文繁讹。”从这 个评价中可见，梁显然知道“法国律例”的体系和内容与 中国的刑书有着很大的不同。尽管他并未详确地指明其间 的根本区别所在，但他特别提醒国人不要单凭书名就以为 “法国律例”和《大清律例》一样都是刑法；“法国律例” 还有比同样作为王朝宪典的刑书更加丰富的内容。仅就梁 指出的这一点而言，它对具有传统法律观念的中国人初次 接触西方法的概念，无疑是有启蒙意义的。除此之外，在 年至

年间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梁 启

超还将《法国律例》列作学堂专门学（公法门和掌故门） 的课目，使之成为学生的必读书之一。

这也是我国近

代自开办新式教育以来，将法国法列入学堂科目的最早尝

《饮冰室合集》第三册“ ，南海康先生传” ， 第

页。

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附读书分目课程表），《皇朝经世文新 编 》卷 十九。

第　２１２　页

试。 比梁启超稍晚，在黄庆澄编辑的《中西普通书目表》 ） 里 也收 有 《 法 国律 例 》 的 书目 。 编 者 注释 说 ， “《法国律例》，拿破仑手定也，读之，可想见雄才大略， 并世无双。

这个介绍比较的笼统，它沿袭了以上的梁

启超的著录样式，即把“法国律例”和拿破仑的名字联系 起来，从而给人留下拿破仑是一位了不起的立法者的印 象；此外再未提供关于译着本身的任何信息。 世纪

年代正是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风云 激

荡的时期，这一时期西学得到了比以往更为广泛的传播。 对于关注西学的那些士夫学者而言，他们完全有可能读到 《法国律例》这部书。不过，除了上面提到过的极少数著 名的维新派思想家外 ，我们很难见到 还有其他人

在

不同层面上直接或间接与西方接触的洋务派官僚、出使大 臣、士绅以及具有改良倾向的思想家

在 他们 的公 牍、

函札、日记或著述当中论及此书；或说这部书与其思想发 展之间的任何联系。这和他们当中有的经常在自己的著作

创办、 于

年的京师同文馆是我国最早讲授西方法律 的一个机构，但

它只是正规地开设了“万国公法， 科目。 《法国律例》是同文馆翻译 西法的一个成果，但没有迹象表明它曾未作为该馆专门的教学科目。 黄庆澄编《中西普通 书目表》，算学报馆木刻本，

年，第十六页。

第　２１３　页

中征引或畅言“万国公法”的情形适成对照。

由此我

以为，这部法典对当时的思想界和知识界所产生的影响， 总体来讲，是极其微弱有限的。不过这里要说明的是，这 个评价并不排斥《法国律例》在问世后或被多次刊印的情 形。

一部书完全有可能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在不同的

地方被大加翻印，但不必定会对当时社会的思想文化进步 发生怎样的影响，即使是伟大的作品。 《法国律例》影响的有限，也可从西书译介与时代需 求的关系方面予以解说。洋务运动以举办实业为要务，旨 在达到“师夷制夷”的目的。故此，西书的翻译，特别是 受官方支持的翻译活动，无不紧紧围绕着这个总的目标。 基于这种需要，当时吸收西学的主流集中在西文和西艺两 大领域，其前者即外国的语言文字，后者通常指自然科学 技术，但实际上还包括供洋务官员办理交涉经常参考的西 方的国际法。无论究习外国的语言文字，或者译介声光化 从晚清外交史料、出使大臣日记和参办洋务者的私人笔记等方面的情 况来看，似乎可以说，当时几乎所有介入或关注洋务的人都接触过西 方的国际法。 除了同文馆聚珍版之外，笔者尚未见到其他版本的《法国律例》。据 涛先生，该书还有湖北官书局本、上海点石斋石印本、求富强斋石 印本等多种。并指出它是“清代翻译引进外国法律中印量最大的书籍 之一。”见田涛、李祝环，“清末翻译外国法学书籍评述”，载《中外 法学》 （北京大学法学 院） ，

年第

卷第

期 ，第

页。

第　２１４　页

电、驾造技术、交涉公法之书，皆为避免在交涉中吃亏受 骗，并力图借富国强兵而维持皇权统治。引入公法的理由 正在于此：它往往被视为一种师夷制夷之“技”；借助于 它可以对付或者应付洋人，否则亦无引进的必要。

“法

国律例”终究属于一种外国的法律制度，与中国法律本无 干系，况且，“中外风俗各殊，自有不必从同之处” 所以，它的引进并不具有公法那样的“工具价值”；充其 量可供“留心律例者”“博采周谘”。

这是致使《法国

律例》长期高阁聚珍，而不被时用的重要原因。 年）

附表七：法汉法律名词演进表（ 法汉 合璧 字典 （

年）

法华新字典

年）

法汉字典

， 原 告 　　　　　　　　　　　　　　　 　 　 　 原告 　　　　 ， 被 告 、 犯 人 　　　　　　　　　　　 　 　 　 　 被 　 　 　告 　

年）

（刑事）原告、控诉人 　

（刑事）被告

， 具 结、 合 同、 契（约、纸、书、卷）

同治三年

行为、证书　 　 　 　 　 　 　 　 　 　 　 　 　　证 书 、 文 件 、 契 约

年）恭亲王等人奏请刊 印丁译《万国公法》一书，其

中所讲的理由，正可谓代表了这种观念，“臣等查该外国律例一书， 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将来通商口 岸，各给一部， 其中颇有制伏领事官之法，未始不无裨益…… ”《 筹 办夷务始末》同 治朝，卷二十七，第 王文韶， 《法国律例序》。 同上。

页。

第　２１５　页

词讼 之事

诉讼

， 治理国家诸政之官 政 ， 六房、公 司 馆、 ， 钦 差、头等公使

， 总司刑曹衙门 调处事件、 从中调和 ， 中 人、纤手 ， 专 主之 君、全权之君

管理人、行政 官

行 政部 门主 管官 员

行 政、 政 治、 局

政府部门

公使

使 节、 大使

叫 唤、 上 控、 控告

上诉 、申诉

断、调处

仲裁 、 公断

中人 、公证人

仲裁人 、公断人

自主 之君 、 独裁君主

专制君主 、 独裁君主

权 柄、 政权 、 势力

（北京） 南书房

内阁

权力 、职 权 、 权威 、当 局 内阁

， 会单、汇票

支银票据

支票

， 威势、权、 威权

民事的 （法 律）

， 民律

林律

园林则律 ， 民律指掌

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

刑名定范 刑法

刑律 ，情甘身充原告，

森林法

刑 法典

民事原告

民人之私权 ， 添附遗书

补遗

追加遗嘱

揆 之于情、度之于理

编纂律书

编纂法典

贸易 、商 业、 交易

商业、 贸易

商贾贸易、 买卖 、生理

商事法庭

督商司衙门 ， 巡捕厅首领官 ，公司 ， 国法、 国 典、 国例 合 同、 文券 合约 契 书、

警察部员

警察分局局长

公司 、会、 社会

公司

宪法、政体

宪法、 政体

合同、 契约书

契约、 合同

第　２１６　页

债主 犯 法、 大罪 无王国 理 应、 例 应、 大 义、 公理

国都、 国家 ， 国家

债主

债权人、 债主

罪、重 罪

罪 行、 凶杀

民政 体、 共和 政治

民主（主义、政体）

权 利、 名分、 法律

权、权 利

主 权、 权势、 帝国

统 治 权、 权 威、 帝国

国、 政 府、 体质

秉权而行法、

国家

执法、 施政

行政权

联邦

联邦制

政府、 政治

统 治、 管 理、 政府

国君秉权而行法 ， 众邦之公会、 合众国 ， 国 家、 国 政、 政府

政 治、 朝廷、 治国 ， 系法的、 系 刑的、 归例的

裁判的

司法 法 官、 审判 官、 推事

承审官、 理刑官 ， 所 应管 的、 所 辖、 听讼、 归管辖、 所 属治下 ， 理 刑官、 法师 国法、 律例 律学者 ， 秉公议论词讼之绅之署 ， 国法、 律例 ， 立法， 揆之于情度之于理

职权、裁判管辖、裁 判权 法学家

司法权限、 裁判管辖 法学 家、 法律家

法学

法学、 法律学

法律著述家

法学家、 法学著作家

陪审官会

陪审团

公 义、正 理、名 分、裁 判 颁发定例

公正、 正义 立法、 制定法 律

定律例者 ， 律 例、 国法

， 律 例士、 公 师、 法师 自由、 自由无禁 王 法、 刑 法、 律 例、 法度

律法、 立法权

立 法、 法律 （学 ）

法律家、 法律 学者

法律家、 法学家

自由、不 羁、

自由、 自由权

法律

法、 法 律、 法令

第　２１７　页

， 律师 ， 官员制使 、 吏 ，总甲 官 ， 部

法学家

法律 界人士

官 长 、司法官

行政 官员 、法官

邑长

市长 、镇长

职 务、 本分 部

内阁 、部 检察院（署）

， 监审官 ， 有主之国、有君之国

专制政体 、君主专制

君主 政体

本分、职分、债券

职责、 责任 义务、

罗马法律书 警 察、 巡 查、 捕班

古罗马判例汇编 、学 说汇纂 治安 、 公安、 警察

政事的、 国事的

公众的 、政治上的

应有之权 、 具有 、占 有 特恩、 荣利

所有、 拥有 、 享有

诉讼 之事、 诉讼之书

手续、程序 、诉 讼 程 序、 诉讼法 代 理 （权）

， 天 理、 天条

， 本分、应尽之责 、 应该、 分所应为 ， 律例汇编 ， 巡捕 ， 治国之 道、 政事 ， 操持之权 、 有根基 ， 应议者 ， 经官动府、 有控讼狱之事 ， 承领执 据

代理之权 、 委 任 、权 柄单

特权

总检察长

， 总监审官 ， 公举、具名保结

保单、 投保单程式

投票、 选举

， 会、 社会、 会馆

社会、 会

社会

公堂、 衙 门、 裁判处

部、 法院 、法 庭 判 堂 、 法院

法堂 ， 衙门 、公 堂、

第　２１８　页

第六章　　输出与回归： 法学名词在中日之间

一、问题与争论 今人常常以为，目前我们习见习用的一套法言法语 大多于本世纪初期来自东瀛 岛国的日本，然而事实并不

如此简单，有的甚至相反。本章就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先从语言学界关于近代汉语语源问题上的讨论说起。 年代，随着文字改革和语言规范化运动的开 展，关于现代汉语中的学术用语和外来语问题，特别是 近代日语对汉语的影响等问题，曾引起过中国语言学家 的一场热烈讨论；讨论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两种不尽相同 的说法，或可说是对立的倾向。 其中一种颇有影响的看法断言，现代汉语中有许多 借用日本的语词，这些词，大都是明治维新以后由于日 本人翻译西文书籍陆续创造出来的。从历史上来说，它

第　２１９　页

们不仅在我国人的心目中被认为是“新名词”；就是在 日本国内也同样被认为是近百年来产生的 “新语。”这 种 观 点 以 著 名 语 言 学 家 高 名 凯 、刘 正 琰 和 王 立 达 为 代 表。高、刘二人合著了《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 在所列“汉语外来词所表现的外来事物及概念一览表” 里面，作者指出其中属于外来法律类的总共

个语词全

部来自日语，没有一个来自该表列出的其他

种语言中

的任何一种，包括俄语、德语、意大利语 、英语和西班 牙语。王立达则以新名词、新知识一类词典为例，指出 其中所收的词汇“几乎有一半是借自日语的”。 已有学者对他们各自所列出的来自日本的现代汉语 词汇作了综合，笔者仅检阅其中有关法律类的语词计 有： 人权

公证 人

引渡

主权

出诉

出庭

代理

民主

民法

自由

共和

有价证券

刑法

仲裁

投票

判决

法人

法定

法医学

法则

法律

法科

法学

法庭

社团

社团 法 人

免除

治外法权

制裁

取缔

拘留

所得 税

所有权

政府

政策

政党

政治家

信托

特权

财团法 人

时效

动产

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

第　２２０　页

假释

国际

国际公法

最惠国

传票

债务

债权

领土

领空

领海

宪法

总理

证券

警察

议会

辩护十

权利

这些词在今天法律人的言说中占有怎样的地位不言 自明，而令人惊讶的是，按照这个表，如此众多而又基 本的法律词汇竟然全部都是源自日本的外来语！对此， 当时就有人表示不能完全接受这种看法，因为它过分夸 大了现代汉语中源于日本的外来语的范围（详见下文）。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讨论似乎只是发生在语言学界 的内部，对于从根本上直接涉及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 研究，在当时和以后似乎都没有产生什么多大的影响， 至少就法学界而言，情形就是如此；因为除了学者偶尔 涉及的个别法律语词外，法学界从来就没有对近现代法 律 用 语 问 题 做 过 专 门 认 真 地 清 理 和 检 讨 。可 是 尽 管 如 此

一个时时可以感觉的到，但又都说不大准、模模糊

糊的印象是，我们目前所使用的许多（注意这是一个模 糊词）法律名词、术语是来 自日本的。 利”

而 关于 “权

这是一个在本文中常 常被提起的例子

的近

我国有些学者往往引用实藤惠秀的著作认为 ，现代汉语中的许多法 律新词是近代由日本输入的 ；但实藤所引之证据 ，其实最终来源于 上文高、刘和王的著作里那些并不十分可靠的内容

第　２２１　页

代 语 源 的 种 种 说 法 ，正 是 反 映 上 述 问 题 的 一 个 典 型 例 证。 关于近现代汉语里的“权利”一词及其相关词语的 来源，法学界以往大都认为它 （们）是

世纪末到

世纪初期从日本流入到中文里的。明确提出这种说法的 书证，至少可以追溯到 仲 协（

年代一位优秀的民法学家梅

年）的民法著作，作者在书中关于权

利的专章里指出： 按现代法律学上所谓“权利”一语，系欧 陆学者所创设，日本从而迻译之。清季变法， “权利”二字，复自东

，输入中土，数 十年

来，习为口头禅。

此说在法学界长期相沿，至今仍频见于大陆、台湾 年发表的《论

和海外的一些法学论著。如 郭道晖于 法定权利与权利立法》一文中说： 梅仲协的 《民法要义》成 书于 是一部颇有影 响的民法著作

年至

年间，以后多次刊印，

该书的最新版是

出版社出版的张谷 博士的校订本。引文见该书第

年 中国 政 法大 学 页。

载《法制现代化研究》第一卷，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页

年，第

第　２２２　页

中国法律上的“权利”一词始见于清末之 立宪 和民 国之 立法。 它是 由日本 传入 。日 文又 是从德文

译为“权力利益”，略作“权

利 ”。 同年台湾学者 李复甸在其《权利辨正 》一文里 ，依

据日本平凡社《世界大百科字典》

年）第九卷

“权利”词条中的解释，亦说： … … 时 下 之 权 利 出 于 东 洋 之 译 司 ， （ 按：

原文 此处 有注 ）迨无 争议 。国人 率而 沿用 ，约 定而俗成，如今已成为日常口语。云云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陈添辉在“一九一二 一九四九年 中国法制之变化

以民法之制定及施行为 的说法写到：

例”一文中，引 用日本学者

（台湾） ， 载 《 法 令月 刊 》

年第

期。

。此处所引陈文，载“中国法制史学会”编

《中国法制现代化之回顾与前瞻：纪念沈家本诞辰一百五十二周年》， 台湾大学法学院 出版，

年 ，第

页，注释 ［

。

第　２２３　页

日本尚属中华法系时，亦无权利的观念。 留学荷兰

大学的日本法学者

，回到日本后，于明治维新那一年，即 年出版一本书，叫《西方公法学说理论》， 因无相当用语来表达权利的观念，于是他在本 书首先创造“权利”之用语。在日本社会，权 利的观念，曾长期停留在白纸黑字的具文阶 段，未为当事人主张。 由于笔者尚未查找到陈文所征引的原著，故无法知 何以如此持论的依据。不过，此论在日本

晓

并不独见。早在

教授的一篇讲 演中就

年

有这样的主张： 日本从来没有权利的概念 ，直到 一词 的直接含义

（权利）一词出现，而

（权力和利益）。该词的始作

是

俑者是 大学读书，

博士曾在荷兰

博士，

年出版了他的博士论 文《论西

， （

，

第　２２４　页

方 的 公 法 》 ，在 这 篇文 章 里 ，他 采 用 了 （权利）一词。

显然，以上两段文字中，前者几乎是后者的翻版， 他们都认为，日文之汉字“权利”，系由日本留学荷兰 莱 顿大学的法学博士津田真道（

年首

）于

先创行的一个用语。 除此之外，也有人指出，日语中的“权利”一词始 见于

著作 的一个译本；

年

提出这一事

例类似情形的还有 总之，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无论法学界抑或 语言学界，也无论是大陆、台湾甚至日本 ，按照一种说 法，“权利”是来自日本的一个汉语外来词。 然而与此论相左者一直大有人在。日本著名语言学 年）在他所著《箕作麟祥君

家 大槻 文彦 （

传》一书里，曾详细地描述了明治初年法学家箕作麟祥 ， 转见前引马西尼，第

，

， 页

在

， ，

，

）一书中说，“主权”一词见于津田真道的《泰西国法论》 一 书，该书是他从荷兰回国后于 教授的指导下攻读法律。

年出 版的 ，在荷 兰 ，他在

第　２２５　页

年）为了翻译法国法律而苦心设造法律新 名词的情形，其中就涉及到“权利”等词语的翻译问 题。兹将这段文字照录如下： 这是《法兰西法典》首次被引入日本，法理 大槻文彦的这段文字受到了各国学者的重视 ，并常在他们的著作里 加以 引用 。我在 这里所 引用 的 ，是 徐文 堪翻译 的荷兰 学者 高柏 ）的《经由日本进入汉语的荷兰语借词和译词》一文中 的引文 ，而该引文又来自日本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 引文，当然实氏的引文最终来自大槻文彦。再有 ，谭汝谦与林启修 共同翻译了实氏的那部名著 （北京三联书店 年初版）；谭、林 与徐文堪的中译文虽然来源同一，但两者关于这段译文的表述有很 页 ），以 大不同。这里将谭、林的译本摘录出来（见该书第 便读者与上引文对照其间的异同： 在 此之 前 ，即 明 治二 年 ，当 麟 祥君 在 大学 南 校（ 指 东京 帝 国大学 按） 的时 候， 政府 任命 他翻 译法 国刑 法　　竣 工之 后， 又 马上 翻 译了 民 法、 商 法、 诉讼 法 、治 罪 法、 宪 法等 等 。后 来 这 些翻 译 都被 教 育部 公 诸于 世。 由 是， 我 国人 开 始知 晓 法律 为 何物。然而这些译本有不少误译的地方。当时，法学仍然未开， 麟 祥君 仍 未通 晓 这门 学 问； 没有 参 考书 ， 没有 字 典， 又 缺乏 指 导 老师 ， 遇到 难 解的 语 句， 麟祥 君 惟有 独 自苦 心 钻研 ； 当时 ， 我国人仍未具有近代法学 意识 故 此 没 有 可 资 枚举 的 成 例 ； 他 不但苦无可用的译语，即使向那些汉学专家请教，亦毫无用处， 虽 然创 造 了新 词 语， 由 于人 们对 这 些新 语 不熟 悉 ，所 以 往往 倍 受 非难 。 麟祥 君 所创 的 新语 中， 似 乎只 是 “权 利 ”和 “ 义务 ” 及 ）是从汉译《万国公法》一书取来， 两译语（ 其它法律用语，例如“动产”、义务相杀”、“未必条件”等，都 是 辛苦 推 敲出 来 的。 尤 其是 “治 罪 法” 等 语， 更 是备 尝 艰苦 ，

复得什士革君多方参议而成的。

第　２２６　页

学也 尚未 发展 。箕作 麟祥 对这些 都并 无所 知； 而且 也没 有带 注释的 书籍 ，没有 词典 ，没 有教 师； 克服 这些 理解上 的困 难对他 是很 沉重 的负 担。 每次 提到 的概念 在那 时的日 本还 是完 全不 知道 的， 这成 了大问 题， 因为不 存在 相对 的译 语。 甚至 当他 请问汉 学家 时，没 有一 个人 知道 该怎样回答；如果他创造一个新词，尚若不是人 们已知的汉字的组合，又可能不被接受。像 和“

”这样的词，他承袭了中国《万

国 公 法 》 的 翻 译， 译作 “ 权 利 ”和 “义务” ； 至于像 ”和“

…］这样的法律术语，

他费尽心思地创造了像“动产” 产”

和“ 不 动

…］这 样的新 词。

这段文字很可能是后来各种关于日本近代的“权 利”等词来源于中国早期汉文译本说法的最早的依据。 其中值得注意的关键一点，就是作者所依据的丁韪良的 《万国公法》汉译本问题。井上哲次郎及其他日本学者 即根据同样的理由断言，“权利”一语并非日本人所创 译，这个译语是从中国传入的；因为在明治以前，中国 学术界既已使用“权利”这个译语了。至于西周，他仅 译出了“权”或“权义”，并未用过“权利”二字，所

第　２２７　页

以，“权利”二字实创始于丁韪良。 与前引

等日本学者的说法

对照来看，尽管近代意义上的“权利”一词究为日人所 创 行 ，抑 或 借 自 中 国 的 成 语 ， 日 本 学 者 的 看 法 即 是 两 出，但是依照大槻文彦提供的史实所表明的看法最终得 到了国际汉学界的普遍接受，并已成为一个日益强化的 趋 势。 美国学者马里乌斯 詹森（

）于

年代就指出，西方国际法书籍的早期中文译本中所包含 的某些重要的汉 字词组，如“权利”

“主权”

这样 一些 相近的 字眼 ，逐 渐流入 了日 本人 的“现代”思想中，并在

世纪末在日本广泛流传。尽

管这些术语和后来大量涌进中国语言里的日本词语比较 起来数量有限，但他特别提醒人们注意，说这是“中国 较早与西方接触而使日本获得的一个最后的，也是很少 被人提到的好处……”（按：此处着重为笔者所加） 年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发表了他对于近现代汉语 外来语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他批评研究现代汉语词汇的 一些学者，尤其是高铭凯、王立达和实藤惠秀，“通常 参见余又荪《日译学术名词沿革》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第

页

年） 第

期，第

页

》下卷，中译本，

第　２２８　页

一味强调后面这段过程 （按 ：指

世纪末期），对于那

些进入汉语的日语新词，他们以为是借自日语的。而事 实是，这类词汇中有好多是由中国传至日本的，几十年 后 才 又 回 到 了 中 国 ” 。在 他 所 指 的 情 形 中 ，就 包 括 了 “ 权 利 ”一 词 。 我国则自高、刘、王的论著发表后不久，郑奠即发 表了一篇回应的文章 汇， ”

“谈现代汉语中的

语词

年），旨在缩小由前述作者过分夸大了的现

代汉语中属于日语词汇的范围。郑采取历史的和客观的 立场，强调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互动过程对于促进汉语 词汇发展的重要作用。这篇言简意赅的文章实际上提出 了本应值得注意的思路和线索，但后来它似乎并未引起 应有的重视，以致这一问题长期未能得到澄清。 观上列种种说法，笔者深感这个问题其实本不该如 此复杂。从上述一些说法涉及的种种历史资料当中，我 页以及附录

参见，马西尼，第

有关 词源的考释。关于“权

利”一词，作者指出《万国公法》曾对中国创造的一些新词传入日 语起过重要作用。“权”（日语读作

，即

字在古汉语里就

有 ，后来丁韪良又赋予其新义，其他还有一些新的复合词 ，如“权 利（ ”日 语 读 作

，即

“ 、主 权（ ”日 语 读 作

参见李贵连，“话说‘权利” 日本之说予以反驳。

“特权” ，即

语读作

，即

，等等。 年），该文对“权利”一词创自

第　２２９　页

们不难推断出汉语 “权利”一词的近代渊源 ，当然也包 括 其 它 的 法 律 语 词 。可 是 ， 丁 韪 良

年的《万国公

法》汉译本明明摆在那里 ，而非要说权利等词语创自日 本 。个中原因 ，除了对 自己去 今不远的 历史茫然 无知 外 ，我们还能再说些什么呢 ？探索近代汉语法律语词的 来源无疑要掌握充分的 、必要的文献史料 。但从上面的 例子来看 ，问题还并不仅仅是史料的占有 ，而首先是观 念上的间题 ，即我们如何对待历史 。这涉及到中国和日 本各自摄取西学的过程 ，和两者基于同文的 （汉字文化 圈）文化交流的互动关系 。要深入地理解这些词语的意 义及其演变 ，我们就应当深入到这

语词 创制 和使 用的

时代环境当中 ，揭开长期遮蔽我们视线的那些观念上的 障碍 ，最终来判别出它们的来龙去脉 。而那个障碍 ，简 单地说 ，就是我们往往强调中国法律的近代化深受日本 影响 ，而对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是否曾对日本发生过作 用一类的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

二、日本模仿中国法的传统 及其创造近代法的基础 就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关系看，日本自古即形成了 模仿中国法制的传统。 一般认为， 早在奈良朝时代， 日本

第　２３０　页

即开始输入汉学，继受中国法，此后日本乃有成形法。 当时日本的律令完全模仿中国，其体裁和内容皆与唐律 相 似； 自 篇 目 名 称、 次 序、 条 文之分配， 以至文章语 句， 殆 无不完全与之相同。正如日本学者所评价： 就法律文化来说，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最明显的也是 在唐代。唐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在当时世 界上是先进、文明的国家，其封建法制为各国统治者所 羡慕。唐代的长安城也因此成了国际性的大都市。唐代 的法律，被称为中国封建法典之楷模，曾随着络绎不绝 的使者和留学生传播四方，日本也不例外 世纪以后，武家政治重实用而轻虚文，另外武家 之中没有能用汉字起草法规的学者，于是除了惯用的法 律 术 语 外 ， 放 弃 从 来 法 制 的 律 、令 、格 、 式 等 纯 汉 文 体，概用武家上下均能了解的通用的汉字日本文（文字 虽用汉字而文章则为日本文）为法令的文体。可是即便 如此，当时的“缙绅之士，皆以汉文为高尚而尊之，以 日本文为卑 贱而远之。”德川幕府时代（

世纪以后）

的法令用汉字混以平假名（草书字母）书写。 此部分内容详见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第三 编第六章第一节

本

法文体之民众化” 。 三浦一志 “源远流长的日中文化交流” ， 载《儒学与法律文化》， 复旦大 学出 版社，

年， 第

页。

第　２３１　页

至明治（

年）以后，法律文体随政体的“王政

复古”而复于古。由于维新政府的执政者大部分为汉学 出身，如江藤新平、大木乔任两司法大臣，及编纂刑律 之水本成美，起草军法之西周等皆为汉学之硕儒，此外 大小官吏也多出身于汉学，因此他们写下的法令及公文 书，都倾向于汉文体。例如，明治 元年（ 的《暂行刑律》和三年（

年）拟订

年）公布之《新律纲领》，

即 模 仿 明 清 律 的 体 裁 编 纂 。明 治 六 年 颁 布 的 《 改 定 律 例》的文体亦仿照《新律纲领》，与之同为汉文体。维 新 政 府 初 期 的 法 令 均 用 汉 文 体 ，因 此 法 律 用 语 废 除 了 “ 御 触 书 ”、 “ 御 书 付 ”、 “ 御 定 目 ”等 旧 名 称 ，而 用“ 法 令 ”、 “ 布 告 ”、 “ 布 达 ”、 “ 达 ”、 “ 条 例 ”等 名 称 ，不 说 “公事”而说“诉讼”；不说“役人”而说“官吏”。又 如明治四年颁布了西周为兵部起草的《海陆军刑律》， 西周精通汉文，又曾留学荷兰，因此他起草的刑律，内 容 实 质 上 虽 采 用 西 方 各 国 军 律 ，但 其 形 式 则 采 用 中 国 律。各编标题都用“律”字，如“谋叛律”、“奔敌律”、 “战时逃亡律” “ 、凶 暴 劫 掠 律 ” “ 、 盗 贼 律 ”之 类 ，又 用 “凡”字作各条之起句，其文体全为中国律。不过由于 纯粹的汉文体已经不能适应日本近代化发展的需要，这 时的法律用语混入了片假名（楷书字母）。 因此，日本法律发达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

第　２３２　页

是中国文字在日本传播和演变的历史。汉字一直是书写 日本法律不可缺少的一种工具。

本的汉字都是从中

国一点一画地学过来的。所以倘使某字的写法在中国加 多了一画时，日本也跟着增加一画；减少了一画，日本也 跟着减少一画。对于成语，日本人亦墨守中国的成规。” 只是到了明治时代（

年）以后，日本在汉字字

型上遵循一律向中国看齐的原则，方才开始动摇。 再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关系上看。

世纪以降，无

论是中国还是日本，两者都长期经历了接触或摄取西学 的过程。但应当有所区别的是，中日两国在接触西学的 途径和方式上有其各自的特点。 一般来讲，近代西方殖民者在东亚进行文化扩张和 意图攻取的目标，主要集中在中国。这并不意味着西方 忽略日本或东亚的其他国家 ，也与中国人是否愿意接纳 西学的态度或政策无关。他们认为无论在政治、经济、军 事和文化传统等方面，中国的地位都要比日本更重要。 中国是东方诸国的大宗， 一旦“中华归主” ， 作为处于主体 文化边缘地位的藩属，如日本，自会率从。这种意识的出 现， 始于葡萄牙人沙勿略 （参见“中西初识” 第二节） 。

日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第

页 。指出这一时间上界定

并非 著者 ， 而是 该书的 译者 （谭汝谦、 林 启彦 ） 。

第　２３３　页

沙勿略是最早东来的耶稣会传教士。他起先即在日 本传教。其间当他与有学识的日本人、特别是僧人讨论 时，对方总要问他“汝教如独为真教，缘何中国不知有 之？ ” 沙氏惊讶

本人对其比邻大国之文学 哲理深致敬

佩， 盖此为日本全部文化之本也” 。 由于这样的问题和作 答不止一次， 于是他开始思考， 最后得出了 “使日本归依 之善法， 莫若传播福音于中国” 的结论。 在他去世的那一 年） 他记述到“ ，中国乃一可以广事传播耶稣基督

年 （

教理之国。若将基督教理输入其地，将为破坏日本诸教 派之一大根据点。 ”

沙勿略决意进入中国传教的愿望

虽然未能实现，但却为他的后继者们留下了这条重要的 经验，并长期影响着西人对东方进行文化传播的目标取 向。 世纪初期东来的新教传教士一开始就把精力主要 用在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著述和编译有关西方知识的 中文读物上面。他们在 中国

初为南洋，继而东南沿

所从事的西学汉译工作， 或者反过来说， 中国在接

海

触西方知识的语言条件方面的水平是要高于日本的。 （第二章我们已经讨论了当时包含着怎样的世界地理、 历 《沙勿略事辑》卷一， 载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 第 页

第　２３４　页

史以及欧美政治法律知识的信息被译成中文的情形。） 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和禁书制度。 几乎所有与西方文明的接触都只能通过长崎一港与中国 和荷兰的有限的贸易活动进行。当时日本人获取西学知 识的渠道因而只有两条，一是从中国传入的西书中文译 本当中间接获得；另外就是所谓的兰学。“兰学”是泛指 关于荷兰的学问。虽然它在后来发展为内容更为丰富的 “洋学” ， 并将中国系统的西方学术也纳入它的名下， 但在 开国前，它是以翻译和研究荷兰文的西医知识为核心内 容的，加之洋书进口的严格控制，

所以兰学对于日本

人了解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作用十分有限。 中国向日本输出的汉译西书则是日本人获取西方各 年幕府修改出版令，规定洋书（主要是医学、天文等书）翻译必须 接受检查

年还规定洋书进口需得长崎奉行的批准，建立了洋书

进口批准制。 “兰学” 是一个类名词， 其内容主要是医学， 以

年前野良泽与衫白

玄田由荷兰文译出的《解体新书》为原创标志。 “

日本的兰学者虽

然也翻译了一些荷兰文的科技地理书籍，但所获知识十分有限，远远 不能满足幕末日本人迫切要求了解世界、学习西方文化的需要”。加 之“译 出 的 书 ， 文 字 常 常 诘 屈 聱 牙、 晦涩难懂， 几 乎 无 法 卒 读 ”。 而“ 从 已经翻译成汉文的西方书籍上吸收西方文化，对幕末和明治初年的日 本知识分子是一条方便的捷径”。因此，“开国以后，日本朝野人士通 过中国商船、英美军舰以及亲自赴华贸易考察等各种途径，拼命购买 收集汉译 西书” 。 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 第

页。

第　２３５　页

种知识的主要来源。

年代，“不仅中国新出版的书

籍 被 立 即 带 回 日 本 ，即 使 尚 未 出 版 的 ，也 时 常 传 述 消 息，使日本学者急切盼待” 从

至

种、

年的

据日本学者的统计，仅

年间，中国商船就运载了

部书籍到达日本。

其中就有《海国图志》

和《瀛寰志略》等介绍世界知识的最新书籍。 说，

也就是

世纪初期新教传教士编写的载有丰富的西方政法

知识信息的中文西书经此途径完全流入到了日本。日本 人将这些收购来的汉译西学书籍以翻刻重版，或加以训 点后印刷出版的方式加以学习和利用，

时 间 上 则 紧随

吉野造作“日本近代史上政治意识的产生”，《政治学研究》，第 页 ，引 自 王 晓秋 第

第

卷

页。

大庭修《江户时代唐书持渡书研究》，第

页，“书籍持渡 量别

表”，该表详列其各年船名及输入书籍量。此处引自王晓秋，第 页

《海国图志》可能于

年最早传入日本，此后日本不断进口多部，

随即开始在日本出现了各种翻刻本 （按照原文直接翻印） 、训点本 （在汉 文旁边加上日文读音）以及和解本（日译本）。仅 年的三年间就有选本

至

种，选本的内容几乎是最新的有关外国知识

的部分。 除了根据其内扉上的变动 ，或末页上的发兑书肆名称以及广告外 ， 人们一般很难判别日本的翻刻本与中国的原刊本；训点本就是在行 间的字句旁边加注日本式读法符号 ，而刊刻样式不作任何改动 。因 此，无论翻刻本或训点本，都是对中国原刊本的照搬照刻。

第　２３６　页

中国的原刊本出版之后。 丁韪良的《万国公法》正是明治维新前后翻刻汉译 政法类书籍次数最多、印量最大而且反应速度最快的书 籍之 一。 《万国公法》于

年底在北京出版后不久就出现

了开成所的翻刻本六册，只在人名、地名旁边加上了日 文字母的读音。该书在日本除了庆应元年（ 四 年（

年） 、明治四 年 （ 年） 、十九年 （

十四年（

年） 、 年） 、

年）、八年（

年）的翻刻本外 ，还

有堤彀士志的《万国公法释义》（四册，

年京都）、

瓜生寅根据英文原文校译的《交道起源》（又名《万国 公法全书》， 法》

年） 、重野安绎译述的《和译万国公

年鹿儿岛藩）、高谷龙州注解、中村正直批阅

的《万国公法蠡管》

年东京府）等各种不同形式

的译、注本出版。总之，明治初期《万国公法》的各种 节译、全译的日译本多达 数十种 。明治五年 （

年）

日本公布新学制时，《万国公法》还被指定为教科书。 《万国公法》在日本如此受欢迎，是与“万国交际之时 尤为需要”的情势分不开的

明治政府成立后以废除不

平等条约和挽回主权为目标，故这个译本当时被奉为与 见汪向荣《日本教习》，第

页。

第　２３７　页

西方列强进行交涉的权威经典，甚至还流传着“长剑不 如短剑，短刀不如手枪，手枪不如《万国公法》”的说 法，以致出现了“识者争读此书”，视之为当时“最流 行之学问”的局面。 除了《万国公法》，当时传入日本的中译西方法学 书籍还有《星轺指掌》（原刊于

年柳泽信

年，

大的训点本） 、 《公法会通》 （原刊于

年，

年岸

田吟香的训点本翻刻出版）、《法国律例》（原刊于 年 ，司法省训点本

年印行）等等。

它们都是由

京师同文馆才出版不久的。

中译本在日本大受欢迎的原因，除了由于本国尚未 具备直接翻译能力，中译本是吸收西洋文化的一条便捷 途径，可省学习外语之劳以外，再就是中译本有阅读技 术上的便利条件

这些书是日本知识阶层大多熟悉的

汉字。在一些人看来，这种中译本还是克服翻译荷兰文

《中央公论

历史与人 物》，

年第

期 ，第

《近世日本国际观念的发达》，均引自王晓秋，第

页 ；尾 佐竹猛 页。

笔者所见之司法省藏版《法国律 例》训点本 （明治十六年五月印 行），系北京大学李贵连教授自日本带回的该书部分复印件。

第　２３８　页

化重重障碍的先 决条件。

年 日本 的一 条普

直到

通学则还规定： 环海各国，皆我同井四邻也。……且初学者，未通 其语言，未习其文学

故宜先就汉人所译之书而加研

习，以得其略。 当时日本人对中译西书依赖和相信之深可见一斑； 而这种借助翻刻西书中译本输入西学的作法也一直持续 到大约

年代末 。

既然早在

年明治维新前后几十年间，《万国公

法》等中译本就已经在日本广为传播，成为正处于学习 西方知识热潮中的日本人十分熟悉的读物，因此，箕作 麟祥、津田真道等这些从事西法译介工作开路先锋的 人，在创制近代法律词汇时就不会不受到这些中国译本 的影响。在经过苦苦的思索和反复地推敲之后，将那些 土井赘牙在《翻译全体新论序》中说 ：今荷兰之学 ，未经汉译 ，而 我以吾所学以译之 。徒以其卷帙众多 ，指受紊乱 ，往往有隔靴抓痒 之感 。此在专门学习者 ，犹感其入之难 ，而引以为苦 ，遑论常人 。 其由何在？无他，盖无汉译以为据也。引见汪向荣 ，第

页。

同上。 汪向荣指出，自从明治二十年（

日 本翻刻王韬的《普法战记》

以后 ，就再也不见翻刻 、训点汉译本了 。此前明治十年时 ，日本西 化程度虽已很高 ，但对汉译本的信赖依然没有减退 ；翻刻训点之事 仍在进行。见《日本教习》，第

页。

第　２３９　页

在中译本里已经出现、而且也是刚刚被赋予了新意的词 汇

如“权利”

直接拿过来，去克服他们正在试

图逾越的语言难关，是完全可能的。 三、中日关系的逆转：西方法学自日本而来 世纪

年代至

年代是中日两国同在西方的巨

大压力下为实现近代化而竞争的关键时期。与中国对西 学反应态度迟缓适成对照的是，日本在这个过程中迅速 崛起，至

年代末，随着出洋学生的陆续回国、聘请

外教造就的人才逐步开始任事，日本摆脱中译本而径自 输入和吸收西洋文化的条件逐渐成熟，开始告别传统中 国文化，所谓“脱亚入欧”。中日两国传统的文化关系 自此显示出逆转之势。随着日本推行近代化的成功经验 开始引起中国人的注意，经过日本化了的西方制度和知 识 也 开 始 影 响 中 国 。不 过 这 一 切 并 不 是 一 夜 之 间 发 生 的。

至

年间的中日战 争有助于我们确定这种转

变的性质，但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来讲，日本西化以后 的文化之影响中国，大约始于十多年前，即自

末以后

年代

从出使大臣的观 察和记述，到维新运动思想

家与清廷大员同声鼓吹学习和效法日本，再到成千上万 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呈现出阶段性的不同途径的输入日

第　２４０　页

本近代制度文化的特征。 中文著作里最早观察并记录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制度 变化的，是清政府派遣日本的出使大臣、那些为了开阔 眼界游历外洋的官员以及受地方官府资助的考察人士或 自费出游的知识分子。这是日本法律词汇和新概念进入 中国语文的一条最初的途径。 在首任出使日本公使何如璋 东述略》， 以及

年派赴外洋游历的兵部郎中傅云龙

的《游历日本图经 馀记》 的《日本新政考》

年赴任）的《使

年）、刑部主事顾厚焜

年）等书籍当中，都不同程度

地 记 录 了 日 本 自 维 新 以 后 靡 然 以 泰 西 为 式 的 制 度 、器 物、语言、文字的新情况，而且内容越来越详细。例如 《日本新政考》一书特辟《刑罚考》一目，反映了明治 后日本的法制与司法状况。 然而无论从内容之详备、还是与后来所发生影响的 关系上看，黄遵宪（

年作为参赞出使日本）于

年写成的《日本国志》，都可称得上是一部最重要的著 作。

这部巨著按照中国史书编纂体例的传统，列《刑

法 志 》为 其 一 志 。其 最 有价 值 者 ，乃 将 明 治十 三 年 黄遵 宪《

本国志》一书的写作始于

漫长的岁月，而正式刻成出版则已到了 城富文斋刊本”）。

年而成于

年，经历了

年（ 即“光绪十六年羊

第　２４１　页

年）公布的《治罪法》 （即“刑事诉讼法”）和 《刑法》（又称旧刑法）全部翻译，并加以自己的注解。 可以说，黄遵宪当时已是最权威的日本近代法律专家。 将这两部法律的日文原本与《刑法志》里的中译本 进行对照 ，

可以发现，原文中除夹杂以个别的假名之

外 ，条 文 里 的 名 词 几 乎 全 部 使 用 汉 字 。中 译 本 《 刑 法 志》除了将原文里面凡是有假名的名词或术语里的假名 予以删除，并按照中国人的表述习惯对一些字词重新加 以调整外，余者则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例 如 《 治 罪 法 》 里 面 的 “犯 罪 ／ 搜 查 起 诉 及 审” “ 、告诉 及

告发” “ 、捡 察 官

起诉” “ 、被 告 人 判管辖

定

讯问及

豫

起诉” “ 、民 事 原 告 人

对质” “ 、再审

诉 ”、 “裁

诉”，转变为中译文，便是“犯罪搜

查起诉及豫审” “ 、告 诉 及 告 发 ” “ 、检 察 官 起 诉 ” “ 、民 事 原告人起诉” “ 、被 告 人 推 问 及 对 质 ” “ 、再 审 之 诉 ” “ 、定 裁判所管之诉”；其他大量不带假名者，则完全照抄， 如“ 违 警 罪 裁 判 所 ” “ 、大 审 院 ” “ 、高 等 法 院 ” “ 、搜 查 ” 、 “ 现 行 犯 罪 ”、 “ 起 诉 ，， “令状” 、 “ 、 证 据 ”、 “保释” “ 、特 赦”等是。 这里用以分析的日本《治罪法》和旧《刑法》的材料是据李贵连 “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法学”一文中的材料。

第　２４２　页

旧《刑法》里的情形亦然。旧《刑法》里面有许多 表 示 罪 名 的 复 合 结 构 的 名 词 带 有 假 名 。当 翻 译 成 中 文 时，通常是先将这些假名一概删去，然后将这些名词最 前面的表示宾格的字词后置，并保留原词最后面的 “罪”字的位置不变，即告成之。例如“国事 “关国事罪” “ 、官 吏

罪”

职务

关 妨害又

行

罪”

“妨害官吏职务罪”、“往来通信

罪”

“妨 害通 行音信 罪” 、“货币

伪造

罪”

“伪 造货 币罪” 、“私印 私书

伪造

罪”

“伪造 私印私书 罪” “ 、公 选

罪”

“伪 造公 选投 票罪 ” “ 、商 业 及 罪”

害 罪”

投票

妨害又

伪造

农工／业

“妨 害 商业 及农 工业 罪 ” “ 、财 产

妨

对

“ 对 人 财 产 之 罪 ”， 等等。

中译本对于日文原本的语言转换如此简便易行 ，与 日本明治维新 后的刑事立法技术上采取汉 文体有直接的 关系 。穗积陈 重指出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 后的立法分刑 法 、宪法和民 商法三种系统 。这三种系统 的文体各殊 ， 用语有异 。与 宪法系统之庄重森严 、民商 法系统之平易 通俗不同 ，刑 法系统采取汉文体 。它以纯 用汉文之中古 “律”为远祖 ，并以维新后混以假名的汉 文体的《暂行 刑律》和《新 律纲领》为现时刑事法之始 祖 ，其特性遗 传于其以后之 刑事法律 。基于这种传统的 理由 ，所以当

第　２４３　页

编纂明治十三年（

年）所发 布之《刑法》 及《治罪

法》之际 ，专设一名非法学家之汉文大家来担任法典编 纂委员。 作为 改革 传统 法律 的起 点 ，日 本的 《治 罪法 》和 《刑法》又都是在翻译和仿照法国法的基础上制定的 。 时代所趋 ，新法不得不创造新词以表达新的概念 。新词 虽仍借助固有的汉字复合而成 ，但这些互相连属构成的 新词的意思却往往无法从原字的意思中推出 。正因此 ， 译文当中随处都有对法律新词概念的解释。从这个意义 上说 ，《治罪法》和旧《刑法》当中实已包含了许多被 日语化了的新的法律概念 。换言之 ，黄氏著《刑法志》 一篇，已在开始向中国输入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概念了。 黄遵宪撰写之时，日本的民商等法典尚未颁布实 年黄被调离 日本，另就他任，故关于此类

施，加之

法律语词，《刑法志》一文尚无从道及。 甲午战争后 参见

日

国人 受到一 大刺激 。自此 ，学习 西学

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 ，第

日本 编纂民法典始于明治三年（ 反复修订，直至 施；民事诉讼法 于

年） ，

页。

年草案告成，后又经

年全 部告成，并予实施 ；商法典于

年实

年实施 。因此 ，黄很难在《日本国志》一书

中将他离任后民商等法典的情形反映进去，何况当他在日写作之时， 即已深感“采辑之难”、“编纂之难”和“校雠之难”；仅仅是关乎当 时制度的大量文件就“不可胜译”。见《日本国志》凡例。

第　２４４　页

的途径和目标更趋明确和具体，这就是以日本为途径， 以日本为 榜样。 年张之洞发表了他的名著《劝学篇》，广为刊 布，风行海内外。这篇被称为“留学日本宣言书”的小 册子大力鼓动应多译西国有用之书，并广派出洋游学之 人。他权衡了东西洋的各种因素，指出无论从哪方面来 讲，游学日本和翻译日本书籍都是迅速达到富强的最有 效捷径。他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而游学 之国，西洋不如东洋，理由之一是“东文近中文，易通 晓”。在他看来，“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 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中东情势 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 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 ？”他知道欲求精备的西学 应赴西洋，但在眼下，惟以日本最佳。此外，他还提出 了译书的三项具体措施，其一是各省多设译书局；其二 是出使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译之（晚清修律时许多外 国法典的获取，正是这样的途径来源）；其三是利用上 海的商业和文化条件，鼓励民间广译西书，其销流必广 （这成为清末翻译西书的一条最重要渠道） 。 总之 ，他的观点就是 “从洋师不如通洋文 ，译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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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译东书 ” 。 受黄遵宪和马建忠等人的启发，梁启超也发表了他 对于翻译外国书籍的激进的观点。

年在他的第一部

政论性著作《变法通议》里面专列“论译书”一节，他 指陈过去译书之得失，并倡言当今译书之重要与方法， 提 醒 人 们 注 意 以 日 本 作 为 学 习 西 学 的 好 处 。他 的 结 论 是： 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译彼中之 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 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 巨。计日文之易成，约有数端，音少一也，音 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扞格之音，二也。文法舒 阔，三也。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也。 汉文居十六七，五也，故黄君公度，谓可不学 而能，苟能强记，半岁无不尽通者，以此视西 文，抑又事半功倍也。 年梁在《清议报》发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 文，进一步鼓吹学习日文的好处： 以上均见《劝学篇》游学第二、广译第五。

第　２４６　页

学英文者经五六年始成，其初学成也尚多 窒碍 ，犹未 必能 读其政 治学、 资生 学、智 学、 群学 等之书 也。 而学日 本文者 ，数 日而小 成， 数月而大成

日本之学，已尽为我有矣。

显然，在主张游学日本和翻译日文书籍这一点上， 梁的看法与张之洞的上述观点如出一辙，而且更加乐 观。在

世纪末各种思想风云激荡的年月，作 为一位出

色的鼓动家，同时也是实践者，梁启超拼命通过这种便 捷的语言条件吸取新的思想和知识，为日语化的西方思 想文化概念的介绍和传播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而如 此倡导学习日文并翻译日本书籍，这为后来留日学生大 量从日本吸收西学制造了舆论。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官员和学者大力提倡学习日本 的言论中，不仅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的色彩，同时也暗 含着对于过去几十年里所推行现代化措施的失望和对以 往成绩的低估。而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

世纪大

部分时间里西学引进方面已有的积累最终被抛弃了。另 外，日本方面对华政策上的变化，即在“清国保全论” 的旗号下，为积极招徕中国人留学日本而采取的种种措 施，也是促成文化关系逆转的一方面因素，进而使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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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西方政治法律概念的传入中国成为可能。 无疑，清末法律制度的变革几乎是仿照日本模式而 来的。来华日本法律顾问、特别是留日法科学生对于日 本法律语词和概念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贡献莫大；中国 近现代的一套法律话语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的。但这并不等于说，经此途径而来的所有的法律词语 就一定是由日本人创制的。马西尼关于大量文献的语词 统计分析研究表明，在现代汉语里，通常被视为来自日 语的汉字借词的 五分之一，其实早在

世纪后半叶的汉

语文献中就已经有了。 那么为什么有些词语被认为是创自日本的呢？ 实际上 ，某一词语何以获得它的新意，和这个词语 又何以得到广泛流行和为人们接受，有时并不是一回 事。对此加以适当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们 会误认为像“权利”以及其它一些的政法词语都是从日 本传入中国的这个问题。 前文我们已经讨论过，“权”或 “权利”等词早在 年即已大量出现在国际法译本当中，但是直到十多 年以后丁韪良还要对它作出特别说明，可见当时人们对 马西 尼 统计 了现在汉 语中的 大约 中有 成》， 第

个日语汉字借词，经过考证其

个 左 右 的 词 不 属 于 日 语 汉 字 借 词 ，见 《 现 代 汉 语 词 汇 的 形 页。

第　２４８　页

这些词语的陌生和不理解。更何况当时阅读公法著作的 人毕竟只是数量极为有限的上层官僚，因此这类词语影 响所及之范围自然有限。这也反映了当时清政府和处于 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新概念的不敏不察 ，反应迟 钝，以至最终国人要为思想观念的近代化而感谢日本。 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此其一。 其二，上面已经提到，甲午战争之后朝野对洋务运 动普遍地 、严厉地指责，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人们忽视了 以往几十年里在输入西学方面的成就。一种抛弃过去已 有的积累 ，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激情从士人的内心深处迅 速升腾，并且很快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了过去一向看不起

的“

尔小国”日本。这种风向的转变在公共心理 上造

成了深远的影响。由此，与 “洋务”时代只有少数人接 触“公法”的情形已经完全不同，到了

世纪末和

世 纪 初 期 ，成 千 上 万 的 留 学 生 在 日 本 接 受 了 西 方 的 政 治、法律和其他社会科学知识，在头脑中灌注了大量西 方的自由 、平等、民权、法制的名词和概念。作为立宪 共和时代的主角，他们回国后又大都成了变法改制的思 想鼓动家和实践家

凭藉着刚刚从日本模仿而来的一

套法言法语，他们成为修订法律馆转述诸国法典或起草 各种权威法律文本的主角、成为遍布全国的法政学堂讲 台上的教员、成为各种法政教科书、辞典、报章杂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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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者，于是 ，他们的话语遂成为满足社会变革时代需 要的主流话语 。随着负载着西方思想、观念、理论和学 说的日本式的语词以及表述方式的普遍流行，一个“东 洋化”的近代世界的概念被缔造出来，这是后来人们往 往以为中国近代的法政名词、术语和概念皆自日本而来 的最重要原因。

第　２５０　页

结　语 在前面的篇章里，我们已经随文就所讨论的问题 提 出了一些结论性的意见。这里从大的方面归纳一下，它 们主要有这样一些： 早在明清时期，西方来华的耶稣会士即向中国传播 了某些欧洲的法制信息，不过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的贡 献，不仅与其反向的情形，即向欧洲传播中国法不成比 例，更无法与后来的新教传教士的贡献相媲美。 世纪上半叶在西法东渐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 位，那些首先掌握了中国语言文字的来华新教传教士通 过编印中文书刊等形式，最早向中国传入了内容相当丰 富的近代西方政治法律方面的信息，它们是国人认识西 政最初的知识来源。 世纪

年代以后西方的国际法首次完整地输入

到中国，标志着清朝政府对西政知识的认可和接受；在 以来华外人为主导、中国学者为辅助的中外合作译书的 过程中，诞生了对后来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些法学新概

第　２５１　页

念，特别是“权利”和“主权”等概念；西方近代法的 输入因此获得其相对独立的意义；中国近现代法学实萌 生于斯。但由于受清朝官方对于西学的“师夷制夷”的 目标定位及其“工具价值”观念的局限，当时输入的公 法之学和《法国律例》一类重要法律对于中国法律近代 化所应有的重要作用被严重削弱了。 在

世纪末至

世纪初期 ， 以往引进西学的成就

受到了严重的忽视；满足国人渴求的西政知识和建构中 国近代制度的一整套话语几乎完全是通过接受“东洋 化”的西方法政概念的途径而实现的，这其中包含了对 日本人的近代思想和文化做出过贡献的西方法学的中文 译本中所包含的某些重要的汉字组合。 留日学生是立宪共和时代的主要角色，他们的话语 亦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随着负载着西方思想、观念、 理论和学说的日本式的语词以及表述方式的普遍流行， 后来人们往往误以为中国近代的法政名词、术语和概念 皆自日本而来。 通过对这个题目的研究，我还获得了这样一些较深 的感受或印象。 多年来，法学家笔下的中国法律史，无论法律思 想，抑或法律制度，几 乎都以

年的鸦片战争为其古

代和近代的界标，以为自此之后，西方法开始输入中

第　２５２　页

国。但就前面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法的输入作为 一种文化传播活动，它有一个漫长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实际上，一些对后来有影响的思想、行为或事件在此之 前就已经出现或发生了。另外，这一界定也仅仅是顾及 了国人这一方面在西方人侵后所做出的种种反应（我怀 疑这可能是“中国中心观”的另外一种表现），而没有 考虑最初传播者方面的情况及其与接受者的“反应”之 间的互动关系。仿佛西方法学会自动地输入，而国人为 了抵御西方的挑战，只要睁开眼睛，自会看到世界的图 景，甚或只要愿意，西方的知识便能信手拈来。 法史学者对于

世纪大部分时间西方法输入中国方

面的问题一直缺乏足够的关注和研究，或略而不论，或 语焉不详。大凡治律学者，以为此期已是正剧尾声，墨 迹渐淡；而治近代法者，又大都瞩目于几个政权的法律 制度，或者个别人物的法律思想，因此，在这个萌发着 动摇传统中国法律基础的一系列因素的重要时期，留下 了一幅缺乏连贯、残缺不全的画卷。当然，关于此期的 各种相关的文献资料从未得到充分、系统的发掘和整 理，也是影响论者重视和研究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因 素，特别是大量流散或保存于域外的文献资料不易获 致，以及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有阅读诸种外文文献的困 难等客观障碍。

第　２５３　页

愚以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法律或法学，应时 时注意到它不同于古代法律史的一个基本差异，这就是 近代中国的法总处于不断与西方的法律发生交往，并因 而处于相互影响和彼此渗透的状态中。这是考察中国近 代法律史上一切问题的一个出发点。相应地，我们必须 意识到，任何一种文化的交流都是双向进行的，尽管它 们之间在交流的范围、内容或程度上可能会因时空的交 替转换而彼此有异。如果仅限于考察这一过程中任何单 一的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 ，则我们不仅无法了解到这 种交流过程的真实面貌，而且也难以对其内涵和意义得 出有价值的判断。 无论法学界或是语言学界，都缺乏对中国近现代历 史上汉语新词新语的来源问题进行系统、认真地梳理和 清算。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的长期存在，本身就说明了

对于这一问题关 注的不够和研究的匮 乏。只是到了近年 来才有人本着“竭泽而渔”的精神，大量开掘形成于中 西交流界面上沉埋已久的文献史料，对过去的问题开始 重新认识和思考。 本文虽然不能解决关于现代法律用语来源方面的许 多问题，但应当强调的是，在借助西方文化创造中国现 代化过程中，我们多年来习惯于只看眼前或着眼未来， 而毫不顾及过去的已有积累的有价值的各种资源。正如

第　２５４　页

方流芳教授所说，随政权更迭和不断革命而频频中断的 历史知识的传递，使得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得不重复前 人已经付出的巨大代价去获得本可以流传下来的知识和 经验 教训。 过去，洋务运动往往被指斥为徒习“西文”、“西 艺”，而不知有“西政”，于治国之道、富强之源多未肄 及。但也应看到一如当时某些洋务官员所认识到的， “寻流溯源，必先自文字始 。未有语言不通、文字不解 而能窥其底蕴者。”总理衙门关于探求西学底蕴应注重 语言文字学习的意见是对的 ，这一点对于确切把握西方 政 治 法 律 思 想 的 “底 蕴 ” 尤 为 重 要 。 然 而 在 “国 蹙 患 深”（张之洞语）的历史条件下，舆论虽力倡 “广译西 书”，但对以同文馆为代表的洋务运动时期在法律翻译 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却估计不足，以至后来再也无人给予 其应有的重视。 在来自日本的西方文化影响中国之前，中国不仅曾 拥有一支引以自豪、称雄亚洲的庞大舰队，作为洋务运 动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开局设馆、向东西洋 遣派使臣和游学生等途径，中国还曾出现过一个引进西 洋“公法之学”的黄金时代； 中 西合作翻译西学的工作 引见

年

月

日 总理衙门奏折。

第　２５５　页

甚至更早就开始了。我想，所有过去长期被忽视的这段 历史的被重新提起，都会加深我们对中西法律文化性质 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中国法律近 代化问题的深入思考。 世纪以来如何为中国法寻求一条既能超越传统、 又能摆脱西方个别经验的发展之路，这个问题始终困扰 着 各 个 时 期 的 所 有 中 国 法 学 家 。我 想 ，这 个 问 题 的 解 决，最终需要 、而且也只有中国法学家才能完成；特别 是，只有当中国法学家对自己固有的各种法律制度加以 全部的清理和辨识（以一种外在的眼光来审视这一过程 是不可缺少的），并且直到对西方的各种法律体系用自 己的母语做了审慎彻底地研究之后，方能解决。

第　２５６　页

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表 （按人名汉语拼音排序）

艾儒略

， 意大利人

艾约瑟

，英国人

巴多明

，耶稣会士

伯驾

，美国人

，法国 人

毕利于 裨治文 布郎

韪良

，美国人

（ （

－

，美国人

） ，

（

美国人 铎罗

（

第　２５７　页

傅 兰雅

，英国人

方 济各 沙勿略（

高一志

年，初名王丰肃），

意大利人 郭实腊（郭士立） ，普鲁士人

赫德 亨特 花之安

，英 国 人 ，美 国 人 ，德国人

滑达尔

，美国人

祎理哲

金尼阁

利马窦 李提摩太 理雅各

年） ，法 国 人

， 意大利人 ，英国人 ，英 国 人

第　２５８　页

林乐知

美国人

龙华民

马可 波罗

，意大利人

马嘎尔尼

，英国人

马礼逊

，英 国 人

马儒翰

，英 国 人

麦都思

，英 国 人

米怜

庞迪我 蒲安臣

乔治 斯当东

，英 国 人

（

，

，美 国 人

，英 国 人

，英

托马斯 斯当东 国人（乔治 斯当东之子）

伟烈亚力

，英国人

第　２５９　页

阎当

曾德昭 张诚

，葡萄牙籍耶稣会士 ，法国人

第　２６０　页

参 考 文 献 目 录

说

明

本目录将参考文献分为二类，一为原典与论著类；二为 辞 典类；

每条参考文献，原则上按照作者姓名或作品名称的拼音 字母顺序编排；

文献为外文者，迳以原文标注，不再配以中文翻译，除 本有之中文固定名称者外； 文献有中文译本者，则将原著与译本一并加以著录； 所有文献的著录，均尽可能地提供有关该文献的详尽信 息； 凡中文文献

作者与作品名均标注汉语拼音。

（一） 原典与论著

艾 儒略，《职方外纪》（

州，

，杭

年出版。谢 方 《 职 方 外 纪 校 释 》 本 ，收 于 《 中 外 交 通

史籍丛刊》，北京： 中华 书局，

年初版。

第　２６１　页

《葡萄牙人在 华 见闻 录 ：十 六世 纪 手稿 》 ，艾 思娅 评介 、王锁 英 译 ，澳门 文 化 司署 、东 方 葡萄 牙 学会 、海 南 出版 社 、三 环出 版 社出 版 ，澳 门、海口

年初 版。

中 译 本： 曾钜生译，［美］毕乃德，《洋务学堂》，杭州大学出版社， 年初版。

，

，

中译本：朱勇译、梁治平校， ［美］

布迪、

出版社，

莫里 斯， 《中 华帝 国的法 律》， 南 京： 江苏 人民

年初版。

， 裨治文，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清道 光十八年（

新嘉坡坚 夏书院藏板。今经骆宝善发掘、刘路

生点校，收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

张锡彤，

，载 《燕京学报》，

第　２６２　页

《陈炽集》，赵树贵、曾丽雅编，北京：中华书局，

年

初版。

陈乐民编著，《十六世纪葡萄牙通华系年》，沈阳：辽宁教 育出版社，

年初版。

， 陈箓，

《法国民法正文》 （书内又作《法兰西民法正

文》）第一卷，一函一册，北京：修订法律馆铅印本，

《法

兰西民法正文》第二、三卷，一函一册，北京：修订法律馆铅印 本。

陈原，《社会语言学》，上海：学林出版社，

年 初版，

年印本。

《 大清 律 例》 ，田 涛 、郑 秦 点校 本， 北 京： 法 律出 版社 ， 年初版。

， ，

，

中译本，耿升译：［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 书目补编》 （全二册） ， 北 京： 中华书 局，

年初版。

第　２６３　页

丁证霖，“选收外来词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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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译本：耿升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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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田朴， 《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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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之安， （ 《西国学校》， 又名《德国学校论略》，

年。

花之安， 《自西徂东》，光绪十年岁次甲申德国花之安发刊，

《法国六法》，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王倬校订，上海商 务印 书馆发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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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刘广

第　２６４　页

京） ，

，

，中译

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 （上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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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期 。 “

，

方维规，东西洋考“自主之理”：

世 纪“ 议 会 ”、 “ 民 主 ”、

“共和”等概念之中译、嬗变与使用，载《中外法学》（北京大学 法学院编）

年，卷

，第

期。

费孝通， 《乡土中国》 （原 刊于 三联书店

年上海观察社），北京：

年重刊本。

冯桂芬，《校分庐抗议》（作者自序于 注本，郑州：中州 古籍出版社，

年。

年） ，戴扬本评

第　２６５　页

高 光 宇“ ，谈 外 来 语 名 词 的 来 源 和 处 理 ” ， 载 《 拼 音 》， 北 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年

月

日出版，总第

期。

《各国交涉公法论》， 原著为英国 的

中译本：傅兰雅译，俞世爵述，汪振声、钱国祥 年刻印。

校，上海：江南制造局

《各国交涉便法论》， 原著为英国 的

，中译本：傅兰雅 译，钱国祥校， 上海：江南制造局

至

年间刻印。

《公法便览》，原著为美国吴尔玺 ）的

：

，

。中译本：汪凤 藻、凤

仪 、左秉隆 、德明合译；贵荣 、桂林校阅；丁韪良鉴定，清光 绪三年末（

）京师同文馆聚珍版。 《公法会通》，原著为德国布伦（ ）的

。中译本：丁韪良、联芳、庆常、联兴、贵荣、桂林 合译，清光绪六年（

年）京师同文馆聚珍版。

第　２６６　页

《公法总论》

“万

国 公 法 总 论 ”） ， 原 著 为：

（罗柏村）的“ ：

中译本：

傅兰

雅） 、汪 振 声 合 译 ，上 海：江 南 制 造 局 ，　

年间出版。

（ ）

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增订本）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初版，

年第

版。 （

）

：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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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版。

“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载《革命文献》（杜元载主编）第 五十九辑“抗战时期之学术”，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 会编辑发行，

年初 版。 郭实腊等，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署名爱汉者纂），刊印于 年间，黄时鉴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

年影印 。

（

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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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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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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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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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译本：沈正邦译，章文钦校，［美］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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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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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 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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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年，现收录于楼

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约 宇烈编《康子内外篇》，北京：中华书局，

年 ，页

［ 荷 ］高 柏 ， ：

， 收载于

（汉 乐 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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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译文：徐文堪译， “经由日本传入汉语的荷兰语借词和译词”，载王元化主编《学 术集林》，卷七，上海远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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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新夏编著，《林则徐年谱新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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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见史料辑 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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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枏，《夷氛闻记》（原作约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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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版，

梁廷枏， 《海国四说》， 原作成于 本，北京：中华书局，

年代末）（邵循正

年初版

年印本。

年 ；骆驿 、刘骁点校 年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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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全四册），杭州：浙江古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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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启彤编译，《英法政概》，收入《西政丛书》，慎记书庄石 印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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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陆地战例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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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号。

， ，

，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书中各篇约成于

至

年

年合成一册，录入《西政丛书》 （

间，

：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

马可

波罗》，中国国际 文化书院

编，陆国俊、郝名玮、孙成木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年初版。

， ： ， 中译本，黄河清译：［意］马西尼，《现代汉

第　２７３　页

语词汇的形成

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上海：汉语大词

典出版社，

年初版，

、 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年 初 版。

毅，《中国翻译史》（上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年初版。 《美 国宪 法纂释 》 ，美 总统 海丽生 著 ，海 盐郑 昌琰笔 述 、 慈溪 舒高 第口 译 、江 蒲陈 洙润色 ，上 海 ：江南制 造局 刻本 ，光

绪丁未（

，一函

册。

中译本：何高济

译，［西班牙］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 年初版， ，

， 中译本：张汇文等译，［美］

马 士 ，《 中华 帝 国对 外 关系 史 》 （全 三卷 ） ，上 海 书店 出 版社 ，

年重印本。

第　２７４　页

潘允中，“鸦片战争以前汉语中的借词”，广州：《中山大学 学 报》 （社会 科 学版 ） ，

年第

期。

彭楚南，关于外国人名地名用注音字母译音的几个问题， 《中国语文》，

年

月号。

， 彭文祖，《盲人瞎马之新名词》，日本东京秀光舍印刷， 年。 ，

中译本 ：王国卿 、毛凤支 、谷忻、夏春丽、钮静 籁、薛建成译，［法］阿兰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 界的撞击》，北京：三联书店，

年第

两个世

版。

， ，

， 中 译 本：冯 承 钧 译 ［ ，法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全二册），列入谢方主编《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北京：中华 书局，

年初版。 ）中译本：耿升译，

维吉尔 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北京： 商务印书馆，

年初版。

第　２７５　页

《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本， 商务印书馆

年初版，上海书店出版社

年重印本。

钱存 （

，

中译文：戴文伯译，“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载香港：《明 报月刊》

年

月 号 ，第

卷第

期；后经原作者校订译文，

又载北京 ：《 文 献 》 季 刊 ，题 为 “近 世 译 书 对 中 国 现 代 化 的 影 响 ”，

年第

期 ，页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全二册，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编，北京：中华书局，

年初版。

《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 历史系合编，北京：中华书局，

年初 版。

丘宏 达，《现代国际法》，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印 行，

年初版；第一章第七节，“国际法输入中国的经过”。

第　２７６　页

中译本，李仲贤译：［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 中国，

年》，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年初

版。

， ，中译本：蒋重跃、刘海林译，「英」罗伯茨编

著 ，《 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北京：时事出版社， 年初版。 《西学东渐记》，沈潜、杨增麒评注本，郑州：中州 年初版。

古籍出版 社，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谭汝 谦、林启彦译，北京：三联书店，

年初版。

， 中译本：陆卓元译、陆韦志校订，［美］爱德华 言语研究导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

萨 丕尔， 《语言论 年第

版。

， 中 译 本 ，高 铭 凯 译 ，岑 麒 祥 、叶 蜚 声 校 注 ： 瑞士

（沙 《普通语言学教程》 费尔迪南 德 索 绪 尔，

巴利、阿 薛施蔼、阿 里德林格合作编印），北京：商务印书 馆，

年初版。 （ 谢 卫楼 ）

，

第　２７７　页

《政治源流》

，北 通州协 和书院 印字

馆（

年。

， 沈苏儒， 《论信达雅

书馆，

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北京：商务印

年初版。

， 史有为， 《汉语外来词》， 商务印书馆，

年初版。

， ，

。中译本 ：叶

笃义译，［英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记实》，

年代初版，

年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印版。

，

， ； ，

，

， 　

， 《大清律例》，

： ［日」穗积陈重， 《 法律进 化论》， 黄 尊 三、 萨 孟 武、 陶

汇曾、易家钺合译，原本为 三册，分别于

年

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健校勘本（三册合为一册），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初版。

第　２７８　页

孙宝煊，《忘山庐日记》（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初版。 ［挪威］鲁纳，

：

， 中 译 文： 王笑红译，“万民法在中国：国际法的最初汉译兼论《海国图 志》的编纂”，载《中外法学》 年卷

第

期。

《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北京：中华书局， 年初版，

年增订本。

［唐 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本，北京： 中华书局，

年初版。

《万国公报》 《万国公法》， 原著为

的

， ，中译本： （丁韪良）主译，何师孟、李大兴、张炜、曹景荣

第　２７９　页

协助翻译，陈钦 、李常华、方濬师 、毛鸿图删润，清同治三年 ）京都崇实馆刊印。 ，《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 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 年初版。

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之自觉及国语运动，《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期，

年。

《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于春松、孟彦弘编），南昌：江西人 民出版社，

年初版。 （ ）

王 立达“ ，现 代汉 语中 从 日语 借来 的词 汇” ， 载 《中 国语 文》， 年

月号（总第

期），又收录于北京市中日 文化交流研究

会编《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年初

版。

王立达“ ，从构词法上辨别不了日语借词” ， 载《中国语文》， 年

月号。 （ ）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原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第　２８０　页

所专刊》

年；上海书店出版社

）台北，

年重印本。

， 王树槐，“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载《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集刊》第一期，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 年

月

日出版。

王维俭，“林则徐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考略”，载广州：《中 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年第

期 ，第

汪 向荣， 《 日本 教 习》， 北 京： 三 联书 店，

页。

年初版。

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 年初版。 ［清］王之春，《清朝柔远记》（赵春晨点校），北京：中华 书局，

年初 版。

， 王仲文，“统一译名的迫切需要”，《中国语文》，

年

月号。

［清］ 魏源， 《海国图志》， 年六十卷本；

年一百卷本；

年五十卷本 扬州初版； 年一百二十 五卷本，今有

陈华、常绍温、黄庆云、张廷茂、陈文源点校注释本，全三册， 长沙：岳麓书社

年初版。

第　２８１　页

，

，

中译本：陈敖才、陆琢成、李秀风、郭永穗、朱智强、杨信彰、 林立、詹树魁合译，［英］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全二 册），厦门大学出版社，

年初版，

年初印。

吴孟雪、曾丽雅，《明代欧洲汉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 年初版。 《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北京师范学院中文 系汉语教研组编著，中国语文杂志社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年 初版。

《辛丑和约订立以后的商约谈判》，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 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研究室编译，北京： 中华书局，

年初版。 《星轺指掌》 ，原著为德国马耳顿 ，中译本：联芳、庆常

）的

初译 ；贵 荣杜 法孟 润色 ；丁韪 良校 核 ，清光 绪二 年 （ 京师同文馆聚珍版。 ， （ ）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初版。

第　２８２　页

， 熊月之，“晚清几个政治词汇的翻译与使用”，载上海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史林》，

年第

期。

《 薛福 成选 集》 ，丁 凤麟 、王 欣之 编， 上海 人民 出版 社， 年 初版。

《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任复兴主编，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年初版。

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 译出版社，

年初版。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全二册，中文本：胡滨 译，北京：中华书局，

年初 版。

叶瀚， 《块余生自纪》。 ， （ ）

余又荪， 年第

译学术名词沿革”，载《文化与教育旬刊》， 期。

第　２８３　页

余 又荪“ ，谈谈 日 译学 术名 词 ” ， 载 《 文哲 月刊 》， 卷第

年第

期，

，

［葡］ 曾德昭， 《大中国志》， 何高济据英文本并参考意大利 文和葡文本译出，李申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初版。

曾纪泽，《曾纪泽日记》，全三册，长沙：岳麓书社， 年初版。

张应德，“现代汉语中能有这么多日语借词吗？”载《中国语 文》，

年

月号。

张之洞，《劝学篇》，李仲兴评注本，郑州：中州古籍出版 社 ，

年初版。

郑奠，谈现代汉语中的

语词汇” ， 《中国语文》，

月号。

郑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杭州大学出版社， 年初版。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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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书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 北京：中华书局，

年。

， 钟兆琥，“外来学术名词应在什么原则上统一起来？”载《中 国语文》，

年

月号。

， 周定一，“音译词”和“意译词”的消长，载《中国语文》， 年

月 号。

周景濂编著，《中葡外交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年

影印本。 周宁，《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北京：学苑出版社， 年初版。

朱文俊，《人类语言学论题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 社，

年初版。 朱有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四辑七分册，上海：华 年。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北京：中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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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翻译出版公司，

年初版。 （

）

邹振环，薛福成与 《瀛 寰 志 略 》 续 编 ， 王 元 化 主 编 《 学 术

集林》卷十四，上海远东出版社，

《佐治刍言》， 原为

年

月初版。

所编

和

）之一种，名为

，中文本由傅兰雅口译，应祖锡 笔述，

年初版，后收入梁启超主编《西政丛书》，光绪丁酉 仲夏慎记书庄石印。

（二） 辞典类

［法

毕利干，

《法汉合壁字典》， ，

，

岑麒祥，《汉语外来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年。

《英华字典》， 上海美华书馆。 ，顾赛芬，《法汉常谈》， ， 清光绪十年河间府天主教堂印书馆， 一册，

第　２８６　页

年初版，

面，

年再版。

《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年。

《 辞源 》， 北 京： 商务 印 书馆，

年。

《英华翠林韵府》， ， ， ， 杜宗预编，《寰译音异名记》十二卷 ，清光绪三十年（甲 辰）宜都杨氏刻本，六册一函，线装。 《法汉专门词典》 （刘孟扬题） ，

《法华新字典》，清宣统三年 （

初版。

清水澄，《汉译法律经济辞典》，张春涛、郭开文译，陈介 校阅，日本东京神田区奎文馆发行，

年。

， 胡 行 之， 《 外来 语词 典》， 上 海： 天马 书店，

年。

《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 《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

第　２８７　页

编辑委员会编，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统筹，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年初版。

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汉语外来词词典》，上 海辞书出版社，

年。

罗存德，《英华字典》， ，

罗存德原本、冯镜如增订，《新增华英字典》，

， ， 罗布存德著、井上哲次郎订增，《英华字典》（订增）， 日本明治三十二年（

）东京藤本书店再版本。一册，

面。 罗竹凤主编，《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年。

麦都思，

，

，共

，

二卷。 马礼逊，《五车韵府》，

，

，

第　２８８　页

，布列地《华英万字典》，

，清光绪三十三年（

年），上海美华书馆，

一函一册。

钱恂、董鸿祥编，《日本法规解字》上海商务印书馆，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新译日本法规大全》

年，此书原系

之附录，初名《日本法规大全解字》。 三蒲熙编纂，《新法律词典》，日本明治三十四年三月大日 本新法典讲习会发行。

《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 ，

，

史式， 《太平天国词语汇释》， 四川人民出版社，

年。

《华英字典汇集》， ，

第　２８９　页

汪瀚章主编，《法律大辞典》，上海大东书局，

年。

汪荣宝、叶澜，《新尔雅》，上海明权社，日本东京并木活版 所印刷，

年初版。

汪芝房编译，《英文举隅》，清末蜚英书馆石印本，一册一 函。 威廉 查理，《德英华文科学字典》， ， 清宣统 三年铅印本。 卫 三 畏 ，《 汉 英 韵 府 》 ， ，北通州协和书院。 《新译英汉字典》，清光绪三十四年 （

）群益初版。

邢墨卿， 《新名词辞典》 ， 上海新生命书局，

年。

，

徐用锡译，《汉译新法律词典》（张缉光主编），京师译学 馆，日本东京秀英舍第一工场印刷，

年。

， 杨勋辑译，《英字指南》，光绪五年（

求志草堂铅印

本，六册一函。 《英华合壁》，清光绪廿九年 （

上海 美华书局五版。

第　２９０　页

余正东主编，《法律政治经济大辞典》，上海长城书局 年初版。 周高夫《新名词训纂》，上海扫叶山房 清俗语辞书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又收入《明

年。

， 郑竞毅编著，《法律大辞书》，上海商务印书馆

年。

朱采真编，《中国法律大辞典》，吴经熊、陆鼎揆、朱鸿达 校阅，上海世界书局

年初版。

第　２９１　页

索

引

（以汉语拼音为序）

艾儒略

， ，

艾约瑟 澳门新闻纸

禀、禀贴、禀报、禀明、禀呈 巴多明 巴达维亚 伯驾

《邦交公法新论》

布郎 伯理玺天德

第　２９２　页

巴麦尊子爵 裨治文

，

，

，

，

蔡锷 朝贡体制 曹景荣 传教士

， ，

，

， 陈箓

， ，

，

长崎 陈钦、陈子敬，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词位空缺 程朱理学

德川幕府 《德国民法典》 大槻文彦

，

，

，

，

， ，

，

，

第　２９３　页

杜赫德 道教 《地理备考》 《地理便童略传》 地理大发现

，

铎罗使团 大木乔任 多明我会 《大清律例》 ，

《大清律例重订辑注通纂》 《地球说略》 《地球图说》 德文馆 东文馆 丁韪良

， ，

董恂 《东西史记和合》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

，

，

，

第　２９４　页

东印度公司 《大英国统志》 《大中华帝国志》 《大中国志》 丁祖荫

藩

，

，

范迪吉 防范外夷五事 富国策 《法国六法》 《法国律例》 《法国民法典》 《法汉常谈》 佛教 方济各会 方濬师 法律的文化解释 法律翻译 菲拉斯

，第五章各处，

第　２９５　页

法律文化

，

，

《法兰西民法正文》 傅兰雅 傅圣泽 傅云龙

《公法便览》 葛福根 《公法会通》

，

《公法通议》 公法学 《公法新编》 《公法总论》、 《万国公法总论》 《各国交涉便法论》、 《交涉便法论》 《各国交涉公法论》 各国律例 顾厚焜 国际法　　各处 《国际公法大纲》 《国际公法志》

第　２９６　页

国际汉学 《古今万国纲鉴》 顾赛芬 郭实腊

，

， ，

广学会 高一志 广智书局 格致书室

赫德

，

惠顿 滑达尔、发得耳、瓦泰尔、《滑达尔各国律例》 ，

，

《汉法合璧字典》 《海国四说》 《海国图志》 ，

，

海关总税务司 翰林院 《黄埔条约》

，

，

，

第　２９７　页

黄庆澄 洪任辉 何师孟 亨特 会同四译馆 何如璋 汉语法律新词 黄遵宪

，

吉德 京都崇实馆 近代法学 ，

， ，

嘉定会议 基督教 《交道起源》 （或《万国公法全书》） 禁教 嘉乐使团 金尼阁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

，

，

第　２９８　页

京师 同文馆 禁书制度 江藤新平 津田真道 箕作麟祥

《恺撒法典》 康熙

，

，

《康熙字典》 康有为

林阿适 《联邦志略》、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李常华 拉达 莱顿大学 拉丁文 ，

李大兴

第　２９９　页

《陆地战例新选》 梁发 理藩院 两 广总 督 《论法的精神》 龙华民 李浩培 李鸿章 梁进德 律劳卑 林乐知 利马窦 罗马法 罗马教皇克莱芒第十一 梁启超 历史法学派 李侍尧 李天纲 李提摩太 梁廷枏

，

，

第　３００　页

兰学 律学

，

留学日本 理雅各 礼仪之争 林则徐

麦都思 门多萨 孟德斯鸠 马戛尔尼 毛鸿图 马建忠 马可 波罗 米怜

，

马六甲 马礼逊、马礼逊教育会

，

，

湖南时务学堂

，

，

第　３０１　页

马儒翰 《贸易通志》 明 治维 新 梅仲协 《民治西学》 民 主政 体

南京条约 拿破仑

蒲安臣 《平安通书》 潘德克顿法学 庞迪我 《普法战记》 平托 葡萄牙

瞿昂来

第　３０２　页

奇蒂 《全地万国纪略》 钱国祥 《七克》 乾隆 《劝学篇》 《清议报》 乔治 斯当东

日本法律词汇 《日本国志》 《日本新政考》 儒家 、儒家经典

水本成美 《十二铜表法》 《圣经》 穗积陈重 实藤惠秀

第　３０３　页

《尚书》 《时务报》 沙勿略 双语词典 四译馆 时雨化 “ 狮 子 ”号 战 舰 《四洲志》

唐才常 《天津条约》 《唐律疏议》 托马斯

斯当东

通事 同文馆总教习 泰西 《天下新闻》 《特选撮要每月记传》 脱亚入欧

第　３０４　页

天 主 、天 主 教

《五车韵府》 《万国地理全集》 《万国公法》

，

， ，

《万国公法蠡管》 《万国公法释例》 《万国公法释义》 《万国公法要略》 万国律例 《外国史略》 《万国史传》 文化霸权 五经 万历皇帝 伟烈亚力 祎理哲 王韬

，

，

，

，

，

，

第　３０５　页

王维俭 王文韶 《望厦条约》 魏源

，

，

，

，

汪振声

小德经 《西方答问》 邪教 新教 ，

新加坡 《新加坡刑律》 徐继畲 《新律纲领》

徐寿 西什库天主堂 西文 西学东渐 《西学凡》

，

，

第　３０６　页

《西学书目表》 《西学治平》 西艺 《西游 地球闻见略传》 徐用仪 《星轺指掌》 西政 徐中约

阎当

袁德辉 ，

，

苑棻 池 英华书院

，

英汉字典 瀛寰志略》 义律

，

懿律 耶鲁大学 《游历日本图经 馀记》

第　３０７　页

亚孟 译名之争 鸦片战争 耶稣会士 俞世爵 杨廷筠 《艺文备览》 洋务派 洋务运动 应锡祖 音译

意译

译员

《字典》

，

，

，

，

曾德昭 《职方外纪》 《中国古世公法论略》

，

，

，

，

第　３０８　页

照会 中华归主 中国礼仪 中国中心观 《制国之用大略》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译署

张斯桂 张炜 《中西普通书目表》 《暂行刑律》 《治罪法》

，

张之洞 自主之理

，

，

第　３０９　页

图

： 《大清 律例》

英译本）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专员托马 斯 历

年之功

嘉庆

五 年（

是第一部传入西方世界的中国古代法典

斯当东 （

将《大清律例》译成英文， 这

第　３１０　页

图

：字典（马礼逊编）

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 至 ）于 年陆续编成三卷共六大册的字典 澳门东印度公司出品），是为近代史上通过编纂 双语词典对应中西概念的第一次尝试

第　３１１　页

图

：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该刊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期刊 ，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 ， 笔名 “爱 汉者” ） 等人编纂 于清道光 十三年 （

要媒介之一

（ ）至十八年

间，是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政治法律信息的重

第　３１２　页

图

英汉字典（麦都思编）

图为英国传教士麦都 思 年在上海编印的英汉字典

）于

和

第　３１３　页

图

《万国公法》

美 国人 丁 韪良 （

在先后八位中国学者的协助

下于清同治三年（

）译成并由清政府资助刊印了美国法学家惠顿

）的名著《万国公法》，这是西方近代国际法著作的第一部中译本， 在 创用 中文 法学 新 概念 上具 有 开创 性的 地位 该 书出 版后 旋 即在 日本 广为 流 传。

第　３１４　页

图

：《英华字典》（罗存德编）

英国传教士罗存德（

）于

刊印了 英华字典》 重印多次， 对

世纪末

至

年编成并由香港 该字典后经增订

世纪初期英汉字典的编纂有较大的影响。

第　３１５　页

图

《星轺指掌》

《星轺指掌》是清光绪二年 （

京师 同文馆总教习丁

芳、庆常、贵荣、杜法孟译成的德国马耳顿 （

良组织馆生联

）的

一书的中译本，京师同文馆聚珍版该书问世后亦在日本翻刻流行。

第　３１６　页

图

《公法便览》

由 汪 凤 藻、 凤 仪、 左 秉 隆、 德明合作翻译， 贵 荣、 桂林校阅并经丁韪良鉴定 的《公法便览》， 是美国耶鲁大学国际法教授吴尔玺 的 年 末（

） 一书 的中 译本， 清 光绪 三 京师同文馆聚珍版；该书首次界定了中文“权利”一词的新意。

第　３１７　页

图

《公法会通》

《公法会通》原为德国法学家布伦（

）的国际法著

作，中译本由丁韪良、联芳、庆常、联兴、贵荣、桂林合作翻译，清光绪六年 ） 京师同文馆聚珍版